基因编辑婴儿丑闻后，中国学者《Nature》发文，呼吁重启生物医学监管

来源：中外学术情报

北京时间5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科学与生物伦理学教授邱仁宗、华中科技大学人文与生命伦理学院生物伦理学教授雷瑞鹏、中国生物伦理学会会长翟晓梅教授和复旦大学应用伦理学中心副教授朱伟在《Nature》上发表了一篇中国在处理“CRISPR婴儿丑闻”后对生物医学研究异常坦率和批判性的评估。

四位生物伦理学家呼吁对中国生物医学实验的监管、监控和注册方式进行彻底改革，并对违反规定的研究人员进行严厉处罚。他们写道：“中国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政府必须做出重大改变，以保护其他人免受鲁莽人体实验的潜在影响。”

作者们表示，由于贺建奎在2018年11月创造了世界上第一批基因编辑婴儿，因此中国现在正在进行一场“灵魂探索”。自从贺建奎在中国香港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上描述了生殖细胞系编辑实验后，就再也没有公开发表过言论。贺建奎后来被解雇了，他当时称，这样做的目的是为这些女孩“进行基因接种”，使她们不会对病毒敏感。

在《Nature》杂志的评论中，作者们批评了他的保密性，以及国家给其创造的环境。他们写道：“在我们看来，越来越越多的中国科研人员被名利驱使，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渴望研究探索。将技术或方法转化到临床并不总能得到基础研究的支持。此外，那些能够宣称自己是亚洲乃至世界上第一个发现某些东西的研究人员，在同行评议、招聘和资金筹措方面，都会得到不成比例的回报。”

其他国家的生物伦理学家对这篇社论表示印象深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生物伦理学家Alta Charo说：“我认为，他们在如此重要的期刊上发表了这篇文章，这是相当值得注意的。”Charo是世界卫生组织召集的一个专家委员会的成员，该委员会的目的是评估如何更好地监管生殖细胞系编辑。

美国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的生物伦理学家Arthur Caplan表示，他很钦佩这篇文章，认为他的中国同事如此直言不讳实属勇气可嘉。

四位伦理学家认为，科学研究应该由国务院管理，而不是由现在负责监督的政府部门来管理。他们还敦促政府正视一小部分中国学者一直坚持的优生思想。

今年一月，新华社公布了由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对贺建奎调查的初步结果，并对他提出了强烈批评。生物伦理学家建议政府应该进行更广泛的调查，建议一个由国际知名基因编辑专家组成的委员会对其研究数据进行评估，并为这对双胞胎女孩一生的健康监测提供计划。

《Science》杂志通过电子邮件与邱仁宗教授就围绕着争议实验展开的调查进行了沟通。以下这是这次沟通的编辑版本：

问：据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称，对贺建奎的调查是“初步调查”，这意味着调查尚未完成，或者至少还有另一起调查正在进行。是这样吗？

答：没有迹象表明另一项调查正在进行。因此，我们建议进行更加深入和广泛的调查。

问：在美国、西欧、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国家，对科学家不当行为的调查，几乎总是导致一份透彻的报告公之于众。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只发给新华社一份新闻稿。你的评论也并未要求将来的任何报告公之于众。你认为这些报告应该公开吗？

答：当然，我认为这些报告应该公开。似乎没有关于是否以及如何报告违反规定案件调查结果的规定。我和我的同事建议建立一个关于基因组编辑的中央登记处，这是对公众开放的。登记处也可以成为发布违反规定案件调查结果的平台。

问：你们中有没有人被要求协助调查？

答：消息传出后，国家卫健委立即要求翟晓梅和一些委员会官员前往深圳进行调查。翟晓梅当时不能去，因为她要参加香港的峰会。我曾两次受到政府智囊团的邀请，就贺建奎的案子提供建议。我建议政府进行彻底调查，特别是参与该实验的政府官员和贺建奎中国和美国的同事以及合作者的，包括试管受精诊所的人员。因为贺建奎不可能是这起事件的唯一负责人。目前还不清楚是否有政府官员参与了这起事件，但他确实与一些政府官员有关系。

问：您的社论呼吁重新启动道德治理。如果有政府官员或政府资助的机构，以某种方式支持或表示同意他的生殖系编辑，广东卫生健康委员会或政府机构领导的其他调查结果都会公开这一情况吗？你对此是否有信心？

答：对不起，恐怕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关于调查组的成员是谁、他们遵循了哪些程序或他们发现了什么，一直不是公开的。总的来说，我赞成政府组建由独立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我不知道是否会披露更多调查结果，但我认为全世界都应该知道真相。在我们确切知道发生了什么之前，我认为我们必须要阻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我不相信这件事政府参与其中。我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部长以及科学和教育部的一些官员有过接触，我认为他们不仅是诚实的人，而且还像我们生物伦理学者一样遵守国际准则。在许多情况下，他们接受了我们关于起草或修订相关法规的建议。但是，我不能排除某些部门的政府官员参与其中。

问：你认为调查小组的独立性很重要吗？在中国有可能吗？

答：对于像我和中国许多其他生物伦理学者来说，这是必须的。当然，调查应该既独立又透明。这件事的严重性我们都能意识到。中国如何处理它将决定国家及其科学和生物伦理团体的声誉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