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很多代表委员反映，我国基础研究投入不足，占比长期徘徊在5%左右。在3月11日的记者会上，科技部部长王志刚对该问题做了回应，称“对中国科技界来讲，基础研究的能力和产出是我们的一个短板。”并表示“中国加强基础研究是坚定不移的。”
拿中美基础研究投入做对比——“美国在15%左右、中国在5%左右”，坦承自身投入不足，在我国科研经费投入呈逐年上升态势的背景下，无疑颇显客观理性。
近年来，我国重大科技成果不断涌现，嫦娥探月、北斗组网、航母海试、鲲龙击水……这些也为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这离不开投入的增加：公开资料显示，2018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为19657亿元，比上年增长11.6%，其中基础研究经费1118亿元，占比5.68%。成果让人欣喜，进步有目共睹，5.68%的占比也已是历史新高。但这一比重与发达国家15%-20%相比仍有差距。
基础研究投入不足之外，结构不合理，也是我国基础研究投入所面临的重要问题。这主要就体现在过度依赖中央财政，地方财政投入明显偏低、企业对基础研究投入严重不足等方面。正如此次记者会上王志刚部长提到的那样，“美国是联邦政府、地方政府、企业、社会力量都在投，中国的5%基本上是中央财政投的，地方财政和企业投的很少”。
值得一说的是，虽然总体上我国企业研发经费的投入规模不断增大，但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企业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到引进国外技术的模仿创新等外延创新活动中，耗时耗力的基础研究则投入寥寥。长此以往，我国企业研发活动的自主创新活动、研发行为较少，也势必会制约建设创新型国家目标的达成。
而从现实来看，制约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的因素也有不少，如技术成果无法转变为经济优势、企业自身研发基础较弱、高技术企业的引领效应发挥不够等。
在此语境下，要激发企业和社会各界参与基础研究的活力，构建多元化的投入体系，就需要对准企业基础研究发展痛点，充分发挥政府部门平台效应，用规范的市场经济制度环境，拆除企业从事基础研究的藩篱，给企业从事基础研究的勇气。
在这方面，有些地方已经走到了前头。浙江省近日出台意见称，进一步完善落实县域创新驱动发展扶持政策，通过提升发展科创服务平台，完善科技投融资体系等措施，实现做大做强创新型企业的目的。对“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财政科技投入增幅双下降的县（市），实行“一票否优”。
有些地方在采取各种措施，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后，还从中尝到了甜头。以安徽为例，在创新能力连续7年位居全国第一方阵的同时，全省生产总值在科技创新的加持下，首次登上3万亿台阶。
说到底，科技创新要向“舍得投入”要效果——不只是中央财政要投入，还要引导地方和鼓励企业在科技创新基础研究上增加投入。这样才能让科技进步有更稳固的支点，也让社会发展有更强力的助推器。
来源：新京报
作者：梅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