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美两国经贸关系对于世界经贸格局的平衡与重构具有重要的影响。特朗普执政以来，始终将“缩减贸易逆差”作为“美国优先”原则在经贸政策上的重要体现，并频频出台针对作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顺差国中国的多项贸易保护措施，给中美两国经贸合作关系和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带来诸多不确定性影响。对此，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组织群内专家、学者们，针对中美贸易战对当今世界的全球价值链分工网络带来的重大影响进行了专业性地深入讨论，并对如何应对这一影响等提出了若干针对性政策建议。
1.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网络的影响
刘志彪（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1）GVC上的“发包—承包”关系将被改变，出现贸易转移效应：①发达国家的外包订单，首先转移的可能是在要素禀赋上与我国相似度高的越南、马来西亚、南美等国，它们可能首先成为贸易转移的受益者；②我国将沿“一带一路”转移自己丰富的有竞争力的产能，形成向西南方向延伸和开放的新的GVC，如纺织服装、家具、消费类电子、等劳动密集型产品，或者一部分机械、重资本工业的生产链。
（2）GVC上的资金流动关系将被改变，产生投资和产业的转移效应。随着特朗普加息、减税加快，随着贸易战深入延伸：①已经在我国投资的FDI企业，将可能会把企业向本国搬迁，或者向具有区域协定的成员国转移；②我国本土企业为了规避贸易制裁和获取资本利益，将会想办法把投资和产业向这些国家转移；③上述资本和产业转移，会带来进一步的大规模的投资和产业的转移，原因是产业链有配套转移的需要。
（3）GVC上的游戏规则将被改变，传统的GVC链条上可能出现“脱钩效应”：①过去中国顺应WTO的自由贸易规则，我们成了最大的受益国；②奥巴马时代搞TTP、TTIP，要我们服从和顺应公平贸易规则，如环境标准、劳动标准、竞争中立、国有企业等，要我们从单一经济标准，转向反贿赂、反洗钱、反避税等价值标准或者社会标准；③现在特朗普不管这些了，搞“买美国货、雇美国人”，反过来，我们现在要敦促其遵守WTO游戏规则；④游戏规则改了，在传统的GVC链条上，中国就可能与其出现“脱钩效应”，利用这种GVC加快我国转型升级的可能性空间就变小。
（4）GVC上的产业国际分工格局将被改变，倒逼中国对内开放、产业升级效应：①产业升级，随着我国要素成本的迅猛上升，相对低端的产业会发生猛烈的“外移”，而不是就地“转移”，这将迫使我们机器换人；②扩大内需，利用自己的市场发展国内经济循环；③重新寻求新的GVC或者建立NVC。
但是，未来世界经济发展会有曲折性，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会改变，有四个根据：①科技的发展；②互联网的发展；③中产阶级的壮大；④服务贸易的跨境发展。崛起的中国将会高举经济全球化的大旗，以“命运共同体”理念重构全球价值链，形成自己独到的全球化战略体系，包括一套完整的战略理念、模式、体制和举等等。可以预料，中国以低端制造业切入GVC经济全球化模式将会发生重大转变。过去争夺来的工作机会可能随着外资外移和产业转移逐步消失，产业升级进程如果内闭，也将受到严厉的抑制。启动内需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战略到了十分紧急的关口。
杜运苏（南京财经大学）：全球价值链形成需要较长时间，同样改变也需要较长时间，也不是贸易战一下子就能改变的。未来全球价值链走势主要看有没有国家或地区对中国形成替代，因为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确实扮演了重要角色。个人认为2-3年内不会有大变化，3年以后就不好说了。
孙国民：（1）价值链嵌入的网络发生新的变化。在难以嵌入欧美产业链的条件下，倒逼中国构建以我为主的价值链，特别是NVC以及以一带一路为价值链支点的带路价值链。
（2）发达国家加大了掌控高端价值链的力度。特别是中美贸易摩擦展现出来的对高科技行业和知识产权的强有力保护，引发发达国家高科技知识向中国的溢出障碍，短期内影响中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以及新兴产业发展。
（3）预计形成GVC和NVC并存的价值链形态。一方面，在部分高度国际化及已经形成全球竞争力的个别领先领域，继续推动GVC方向上的结构优化发展；另一方面，在被打乱、打断的全球化价值链系统，我们在不断探索NVC，并试图尝试通过以我为主的NVC形态向GVC形态的融合发展，从价值链的双轨制向单轨制转变，而在此之前双轨制在相当长时间存在。
金自力（川思特软件）：目前的影响主要是企业家的信心，对未来的预期处于不确定状态：出口型企业接短期订单比较多，转欧洲市场的多，对于人民币汇率看法不乐观，基本能不兑就不兑，企业销售这块大都要求加速回款，投融资的需求增大了很多，估值下降很厉害。
关税增加会导致外资的信心下降，导致大的巨头的撤离，逼迫国内的配套体系破产或者转移走，如电子行业，大家都是靠苹果吃饭，苹果没了就全军覆没，靠华为和小米，整个配套体系是活不下去的。
丁可（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中美贸易摩擦，本质上是东亚和美国的贸易不平衡问题。2000年以后，东亚形成了日韩台东盟销售中间产品给中国大陆，组装成最终产品，出口欧美的分工格局。受贸易摩擦的冲击，中国对美制成品出口会减少，产能会对外转移，但不会大幅度超出东亚的范围。一部分制造业会回流日韩台，大部分将向要素成本较低，工业基础较好，并且中日都在着力经营的东南亚转移。
在这一进程中，有两个动向值得关注：（1）与传统GVC不同，中国本土的主导企业将脱颖而出。现在主要手机品牌在东南亚市场的热销以及设厂，都是明证。
（2）受贸易摩擦的影响，东亚一体化进程将加速。RCEP今年底将基本谈妥，中日韩FTA谈判也将迎来重大突破，这些都是非常积极的信号。
张月友（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中美“贸易战”促使全球分工的“北-北”模式回归和“南-南”模式加速，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南-北”模式遭受重创甚至破坏。具体表现为，GVC条件下的自由贸易协定获得新发展：
（1）发达国家采取GVC高端水平型自由贸易协定战略，而中国被迫采取以中非命运共同体为典型形式和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主要内容的GVC垂直向下型自由贸易协定战略。但都致力于以零关税、消除贸易壁垒和取消政府补贴措施为主要内容。例如，欧美日在不久前签订了没有中国的“零关税”贸易协定，而中国也与东盟10个成员国、巴基斯坦、智利、冰岛、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在2018年进入零关税时代。
（2）过去以资源国、生产国和消费国划分的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的世界经济垂直分工格局，可能重构为以美国为首的“北-北”自由贸易区与以中国为首的“南-南”自由贸易区两大集团国贸易区的竞合格局。
宋凌炎（江苏精诚&精缦毛毯）：（1）国内生产链的分化，表现为进一步升级改造与落后产能的转移，同时国内低端劳动力将面临失业问题。
（2）贸易形势与供应链布局进一步发生变化，对东南亚与非洲国家的产业链形成有巨大推动作用。
（3）随着知识产权保护的规范，中高端制造业将在全球范围内分工更加明确。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与产业链将不再具有优越性。
鞠昌华（南京环科所）：（1）在新的国际贸易体系下，由于就业体系需要和安全担忧，中国将更加努力构建更完整（非完善）的国内价值链；国内价值链将建立在全球价值链之上，但二者之间的脱钩趋势是显然的。
（2）我们在新的价值链上中高端技术密集型产业比重努力增加（可能是链拉长，但产值比重难以提升），中低端资源密集型产业会保持稳定，资本密集型产业可能会有所增加，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会大幅下滑。
郑登元（南京审计大学）：中美贸易战，美国提高进口门槛，可能导致我国以往劳力密集、技术层次不高的产业生存空间更小，原本已经外移的趋势加速。由于这些产业分工长度短，外移后我国可能分不到产业链的角色。因此，技术层次门槛向上一点的分工，是我们短期需要填补的部分。例如：韩国及台湾地区过去在电子业的模式，制造、代工。
由于出口美国的商品中，量大但利润不大的部分产业可能外移东南亚或非洲，我们往上发展，他们可能需要进口我们这一层的半成品或技术，以便继续加工。我们进出口的结构对象或许可以得到调整。
在产业链中间的重要角色，可以降低贸易摩擦（程度差异），避开最终出口的直接冲击。我们的工作完成后往下一个产业链条送，他们再加工，我们不会直接出口到欧美去。这一层有很多细分，技术层也差异大，可以有很大发展空间与机会，对国内产业与经济可以有效填补，并提升往高质量发展。
孙军（淮海工学院）：（1）反向倒逼我国更加注重挖掘国内市场和沿“一带一路”走出去，构建NVC和“一带一路”价值链体系。不过由于我国在GVC中的地位仍然较低、自主技术创新能力尚在孕育，再加上贸易冲突会导致我国在发达国家掌控的GVC中的学习能力降低，因此，以我为主的价值链体系的构建过程将会比较漫长。
（2）中美贸易冲突的加深和产业向东南亚等国的持续转移，会导致中国嵌入GVC网络的程度降低。如果中国价值链自我构建的能力慢于与美国等国家的脱钩速度，则在新一轮的全球化过程中将会处于极大被动中，失去新一轮全球化机遇。
林学军（暨南大学）：中美贸易战，美国用关税壁垒，非关税壁垒，筑起一道道贸易和投资障碍，切断了，或者是阻碍了原先的全球价值链的正常运作，因此，贸易战肯定会对全球价值链产生影响，并引起GVC进行重构。这场贸易战，对中国，是机遇也是挑战，它将倒逼中国，加强自身经济体系的建设，提高中国在全球竞争中，抗风险的能力。
贾晓峰（南京审计大学）：从对500亿美元较高技术制造业产品到2000亿美元纺织等消费品征税，表明我国高中低端产业链产品皆属美国限制范围。因此，我国应将产业链向高端升级，并继续优化中低端产品，这是我国大量出口、关系到大量民营企业及就业的产业。
进出口是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对经济的影响不能只看净出口，还要看到进口对经济的影响。我国生产中消耗的不少中间产品是国外进口的，生产出最终产品或又作为中间产品的需要在我国国内市场销售，这也促进了我国经济发展，这也是最近我国降低最惠国待遇的国家进口税率原因（美除外）。应对中美贸易战，从我国自身来看，要采用降低企业负担如税负、适度调整人民币汇率、扩大对其他国家出口和进口市场、促进再就业、提升优化产业链、对高技术产品进口替代等综合措施来解决。
包卿（江南大学金融研究所）：（1）由于逆全球化的发展，我国产业价值链所参与的分工空间尺度受缩，产业集聚出现转移和集聚规模出现下降，一些集聚甚至出现解体。
（2）中国产业所参与的全球价值链调整向参与或主导区域价值链，价值链在研发和设计功能上将趋于弱化。
（3）中国企业的全球创新链发生重构，欧美动力减弱，在有条件的“一带一路”国家进行创新布局。
张少军（厦门大学）：（1）低端化。若中美贸易战长期持续，中国则丧失了加入全球价值链对接国际技术前沿的机会，难以获得更多的技术溢出，自身的价值链就可能陷入低端化困境。
（2）南南化。中美贸易战，使得中国会更多的依赖发展中国家，依赖一带一路，中国现有的南北型价值链将更多的转向南南型价值链。
（3）缓慢化。中美贸易战，以及今后可能的高标准的区域性贸易组织，使得中国会更多的回归本国市场；但当前中国内需的扩大，以及发展战略的调整困难重重，使得过往高速成长的价值链将缓慢下来，甚至会出现萎缩的情况。
叶茂升（武汉纺织大学）：中美贸易战不会改变当前国际分工体系中发达国家主导技术创新以及品牌渠道等高附加值价值链分工，发展中国家集中于生产制造等低附加值链分工的国际分工总体格局。从本质上讲，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战的意图不是要切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垂直型GVC分工体系，而是要发展“去中国化”的GVC分工体系。该体系与当前国际分工体系唯一的区别是中国在现有GVC分工体系中的角色将逐渐被越南和印度等东南亚国家所取代。
（1）短期影响。当前全球价值链分工相对于传统国际分工具有更强的精细化和组织模块化特征，中国不仅仅以“点”或“线”，更多以“模块集成”形式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在整个GVC分工体系中具有稳定性。中美贸易战给中国出口造成打击，同时对美国市场也会带来冲击，由于美国还难以在短期内“培育出”与中国类似的“模块集成”，征收高额的关税最终会以抬高出口产品价格的形式转嫁给美国国内市场，从而损害美国消费者福利。
（2）长期影响。由于中国已经深度渗入GVC分工体系，美国能否通过贸易战成功切除其主导的GVC中所包含的“中国成分”，关键取决于中国融入现有国际生产网络体系的广度和深度及与中国展开价值链竞争的其他国家复制中国这种“模块集成”的难易程度。中国融入GVC程度越深，“模块集成”越复杂，被模仿的难度就越大，被替代的可能性就越小。因此，中国能否有效遏制美国“去中国化”意图，将是打赢中美贸易战的核心和关键。
赖红波（上海理工大学）：按照全球价值链分工网络的原则，货物贸易顺差体现在中国，利润顺差则在美国。
（1）未来，GVC上的游戏规则将被改变，或者进一步丰富和完善。
（2）同时，要反思的是全球价值链分工能否真正“双赢”的格局，或者兼顾各方的诉求。
楼稼平（宁波布衣）：（1）脱落。被从全球价值链分工网络中摘除，然后我们自力更生。
（2）弱化、边缘化。中国因素在这个网络中不再像现在那么重要了，这个是脱落的必经过程。这种趋势似乎正要发生或者正在发生。
（3）如果可以期待全新网络的生成，则“弱化、边缘化”可以视为中性的甚至是积极的，但这涉及到上述“什么是我们既想要而且是可以要的？”。
（4）成为新的全球价值链分工网络的主导者和中心节点。
崔卫东（蓝鲸咨询）：中美贸易战改变的是全球价值链分工进程的性状、速率和路径，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全球价值链分工网络的性质、方向和流向。
（1）改变性状不会改变性质。一些具有直接或间接输美市场的电子线路板、机械零部件、纺织材料企业，本来就面临产能过剩、市场低迷、被终端商挤压的局面，在雪上加霜的中美贸易战中，促使企业从全球价值链低端向中高端转变、从加工制造向研发设计和商务运作转变。
（2）改变路径不会改变流向。全球价值链分工由两个最大经济体间的直接分工路径，改变为间接路径。间接流动的路径使全球价值链分工碎片化。以先进技术和高端商务为代表的高端产业经由日、欧、加、以等发达国家流向中国，以劳动力和土地等要素为代表的一般加工制造产业经由东南亚、非洲等发展中国家流向美国。
（3）改变速率不会改变方向。中美贸易摩擦，降低了全球价值链分工效率，加剧全球产业链低效化风险，全球产业链分工的速率暂时下降，减缓新技术扩散，国际或经济体分工的方向没有也不会改变。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国民营企业更加顽强地摆脱价值链底部的困惑，向价值链高端奋进。在细分领域由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到初步引导全球价值链分工，全球价值链分工网络会更加明细、明晰。
王阿忠（福州大学）：（1）全球范围内的产业链，是以跨国公司为载体的。中美贸易战首先对在华美跨国公司造成打击，美国政府希望他们回归美国本土。
（2）中国在机械装配以及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产环节中，具有全球价值链分工网络的优势，加上中国生产管理人员与工人的生产管理、劳动技能、学习曲线与勤奋等都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中美贸易战无法改变此比较优势，关税提高的是销售成本税费，无法改变全球价值链分工网络中我国的比较优势。
（3）中美贸易战会降低中美之间企业生产价值链条上的价值与利润，该价值链会停滞甚至萎缩，当然其影响程度也取决于汇率、我国国内降税措施等的对冲。价值链分工网络其他链条会因中美贸易战而获得各种优惠政策而得到强化，其他国家会在中美博弈中获得好处，包括俄罗斯、非洲、欧洲与日本等。
2.中国的应对策略
陈柳（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业规模最大的国家，国内企业整体所处全球价值链的位置是较为复杂的，举一些例来说：轻工产品（内外资全面代工，如玩具纺织）、机电类产品（组装部分以及部分投入品环节，外资为主内资为辅，如手机产业链、汽车配件等）、装备制造（终端产品为主，部分关键投入品进口，如建筑装备以及汽车整车等）、高技术产品或者高技术环节（存在技术封锁，核心技术和投入品进口，如芯片和大飞机等）。
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对不同产业的价值链影响是不一样的，比如，轻工产品不是美国遏制的对象，但我们仍然要以GNP的思路加快产业转移；受贸易摩擦较大的FDI占比较高机电类产业，可能回流转移到发达国家或中等收入国家，需要我们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提升供应链的竞争力，更要培育中国的链主企业；芯片大飞机等虽然面临技术封锁，但仍要按照国际产业分工规律和开放的路径选择重点环节突破，与国际主流接轨，不可走封闭路线。
王修志（广西师范大学）：立足于高质量发展导向下的国内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积极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一方面携手非洲、东南亚、中亚等发展中地区，一方面携手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共同推动WTO改革。
孙军（淮海工学院）：（1）继续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全力优化民营企业营商环境，给予其在国内公平竞争机会，充分运用市场化手段全力推动我国各类企业占据GVC中的某一核心位置。
（2）破除国内区域间各种壁垒，推动要素自由流动，优化资源配置，全力培育NVC，并鼓励其沿“一带一路”走出去。
（3）将贸易冲突尽量维持在一个可控范围内。
林学军（暨南大学）：（1）优化资源配置，合理安排产业布局，形成产业结构合理，东西部协调发展的良好格局。
（2）紧紧围绕一带一路战略，构建中国区域性的产业链，加强与“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合作，扩大中国的海外商品市场。
（3）把整合全球价值链，转移到整合全球创新链的战略上来，引进全球创新人才，学习吸收全球先进的技术，不断增加我国的知识积累，提高我国的创新能力。
叶茂升（武汉纺织大学）：（1）应放开先进制造业领域的市场准入，用庞大的中国市场吸引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对华投资，减少该领域的贸易壁垒，给予外国企业实质性的国民待遇；鼓励我国企业，特别是实力较强的民营企业对发达国际先进制造企业进行逆向并购，学习并掌握核心技术，促进国内产业升级。
（2）在容易被取代的劳动密集型GVC分工领域，我国企业应该加快从生产制造环节升级到产品设计与品牌营销等非制造环节的价值链管理活动中，并通过“一路一带”战略，建立“以我为主”的新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将“中国成分”隐藏在“印度成分”、“越南成分”当中，通过加大对周边国家制造业对外投资，继续融入到发达国家的GVC分工体系中；加大对内开放，通过消除地区之间的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培育国内市场，形成以国内需求驱动的本土区域价值链分工体系，让本国市场抚育和壮大“中国制造”。
作者：闫东升
来源：长江产经智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