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疫情之后中国应发力“软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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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之后，中国还应该发力“软基建”。就是社会建设，例如医疗、教育、公共住房等。（图源：网络）

编者按全国两会期间，广州日报记者连线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郑永年认为，全国两会体现出对民生的重视，而“留得青山，赢得未来”，是在不确定的世界经济形势下提出的更为科学的目标。
医疗教育公共住房 等“软基建”也要发展

广州日报：当前中国进入疫情防控常态化阶段，您如何看待当前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全国两会释放出怎样的信号？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没有提出经济增速的预期目标，并采用了“留得青山，赢得未来”表述，您如何理解？

郑永年：新冠肺炎疫情引起的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现在依然处于变化中，这是史无前例的。虽然中国的疫情已经基本控制下来，企业可以复工复产了，但还面临着许多实际困难。随着世界经济停摆，欧美很多订单没有了，以珠三角为例，作为世界制造业的重镇，珠三角产业生态受影响较大。

所以，在不确定的环境下，今年没有提出具体的经济增速指标，我觉得更加科学、更加实事求是。政府工作报告强调“留得青山，赢得未来”，今年总体思维是“六稳”“六保”，就是稳定民生的举措。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受影响最大的主要是中小微企业、外来工、中低收入人群等。而在全国两会上，传递出以人民为中心，对民生的重视，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导向，尤其像“稳就业”“稳市场主体”，社会稳住了，企业生存下来，这也是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

不过，最重要的还是执行问题，“蓝图”很好，但中国很大，各地存在地方差异，所以关键在于地方政府如何细化，如何因地制宜地将“蓝图”转化为自己的行动方案。我认为，对于地方而言，要有同样的思路，把人民的生活放在首位。

广州日报：这次全国两会，备受关注的“新基建”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有评论认为，下半年的中国经济，主要靠“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新基建”，您怎么看？当前经济复苏情况，就您的观察是怎样的？

郑永年：我认为，当前的财政政策还是比较谨慎的，考虑比较周到。1万亿财政赤字和1万亿特别国债以中国现在的经济体量来看不算很大，而且财政政策主要还是看用在什么地方。以前，我们做的主要是“硬基建”，例如传统的基础设施建设，像高铁、高速公路，这块空间尤其在广东等东南沿海省份其实已经快饱和了。今年提到的“新基建”，主要关注5G等技术领域，发展技术是好的。

但我认为，除此之外，新冠肺炎疫情之后，中国还应该发力“软基建”。什么是“软基建”？就是社会建设，例如医疗、教育、公共住房等。举个例子，中国老龄化社会正在快速来临，我们需要更多医院、老人院。广州有不少城中村需要更新改造，还有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这些都属于社会建设。

有了这样的“软基建”，可以进一步支持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而“软基建”的建设，能让低收入群体接近或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中国未来的发展需要更大的中等收入群体，这个群体能够支撑起消费社会。

中国未来的发展需要更大的中等收入群体，这个群体能够支撑起消费社会。（图源：网络）

企业“疫后重建” 关键在扩内需

广州日报：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必须稳住上亿市场主体，尽力帮助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渡过难关。为企业减负迫在眉睫，对于企业而言，您认为要如何进行“疫后重建”？

郑永年：企业主体要生存、要复工复产复业，关键是要有人去消费企业所生产的东西。为了提振消费，很多地方开始发消费券，但我们要注意的是，愿意使用消费券的主要还是中等收入人群，我们要更多地关注低收入群体，让他们真正得到实惠。

从当前世界经济形势看，目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仍然严峻复杂，对世界各国造成的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很多国家还在“自保”。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能对世界经济还抱有幻想，中国要更加专注于扩大内需等领域。如何扩大内需？在我看来，还是要让更多低收入人群接近或达到中等收入水平。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中国的消费潜力会完全释放出来。

广州日报：您刚才提到中国需要更大的中等收入群体的话题，这个问题很多经济学家也曾提到。中国拥有1亿多市场主体和1.7亿多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各类专业技能的人才，还有包括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在内的14亿人口所形成的超大规模内需市场。目前这样的市场规模能否支撑消费拉动经济？

郑永年：对于14亿人口而言，4亿中等收入人群的比例其实并不高。我们可以观察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起飞以后，不到30年时间，中等收入人群比例达到60%，甚至70%。所以说，今年在这样的世界形势下，中国提出“提振内需”，就要建立消费社会，这需要比例更高的中等收入人群。要怎么做到？一是脱贫攻坚，让更多人脱离贫困；二是我刚才提到的“软基建”。

如何扩大内需？在郑永年教授看来，还是要让更多低收入人群接近或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图源：网络）
广州：整体升级城市 做活城市圈

广州日报：在当前的世界经济形势下，广东要如何应对，作为中国经济第一大省，广东可以有何担当作为？

郑永年：广东是外向型经济，也是世界制造业聚集的重地，世界经济的变化对广东经济结构会产生重大的影响。所以，我认为广东受到疫情的影响可能会更大，压力会更大，也更要从中寻找新的机遇。这方面，广东是很有条件的，这一点其实也关乎“六稳”“六保”的方方面面，例如帮外来工解决就业、社保、教育等问题。

广州日报：对广东而言，破题的路径也是像您刚才所说，缩小收入差距，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郑永年：是的，广东省要将目标放在如何将中等收入人群做大的问题上。在这一点上，广东比很多地方条件更好，珠三角许多城市人均GDP已经超过了2万美元。像广东现在建设都市圈，这对于调动消费、创造投资有推动作用，但都市圈除了地理上的意义，除了建设基础设施，更重要的还是“软基建”，还是社会建设。

广州日报：广州如何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您有何建议？

郑永年：我认为，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之后，广州经济社会发展思路上可以从“项目经济”转向“城市经济”。

怎么理解呢？对广州而言，单靠几个项目是远远不足以推动城市发展的。在这个时候，更加应该思考整座城市如何往上走，要关注城市的整体升级。我认为抓项目没问题，但不能光抓项目，要把城市的短板补起来，实现城市整体升级，这样发展才会有可持续性。

广州要实现的“老城市新活力”，就是要求把城市当成整体单元去思考。包括要做“城市圈”，也不是简单的同城化，而是如何让城市圈更有活力、更加创新，吸引更多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