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会发起“关于加强‘抗击疫情’针对性和前瞻性对策研究的倡议”后，广大理事及会员积极响应号召，开展有关“疫情防控”的应急管理决策咨询研究。现通过微信公众号陆续推出优秀成果，供政府和公众了解。
2019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社会造成一定影响，但也成为我国发展新兴产业的契机，尤其是发展数字经济的机遇。从长远看，发展数字经济还是顺应信息化时代的必然选择，其中人工智能等信息化技术，更是对冲我国老龄化带来劳动力紧缺的有效措施。抓住此次疫情机遇，加快发展数字经济适逢其时，有助我国在信息化时代赢得竞争优势。
疫情出现以来，数字化工作方式已然兴起：我国各级政府应用互联网和移动通讯等召开会议、提供服务、从事工作；艾媒咨询的《2020年中国新春远程办公行业热点专题报告》分析，2020年春节，中国有1800万家企业（包括阿里巴巴、腾讯、美团等互联网巨头，以及其它现代服务业企业）试行网上办公，应用互联网和移动通讯开会、交流、业务洽谈，参与员工数量超过3亿人（占7.7亿人就业人口40%），部分弥补了疫情造成人员减少和交往阻隔带来的损失；电子购物、网上娱乐、在线教育等扩大应用，部分缓解了日常生活和代际延续不可或缺的刚需。疫情可叹，现象可喜，表明我国发展数字经济不仅必要而且可能。
广义的数字经济，本质上是依托智能终端、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5G（目前4G）等软硬件信息技术，应用线上联系的信息化方式，完成经济交流、社会交往和公共服务活动。数字经济的外延内容，一是智能手机、电脑、人工智能、集成电路、5G设备、甚至制造母机等硬件信息产业，二是大数据、云计算、操作系统、区块链，尤其是为各行业和各领域服务的专用软件服务业。软硬件融合应用，促成各行业数字化运行。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看，数字经济既可促成大规模数字产业，也可促进我国经济运行提质升级，提高政务和公共服务效率。
我国数字经济虽有一定基础，但还应加快发展速度。在编制“十四五”和科技中长期发展规划中，应将数字经济列为发展重点，力争成为数字经济大国。建议采取政府引导和市场化方式推进数字经济。
1、拓展数字经济需求
扩大需求是任何产业能够发展的前提。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也必须扩大需求。虽然我国疫情期间状况表明数字经济需求较大，但同时反映农村和偏远地区应用较差，老龄段人员使用电子商务程度偏低。因而，我国现阶段扩大数字经济需求，重点是扩大政府部门、公共服务、现代服务业企业的信息化软硬件应用。
一是扩大政府信息化办公覆盖面。不断完善“一网通办”等电子政务，疫情期间海关、商检等的网上服务方式，还应扩大到所有政府部门；扩大政府部门内部网上办公范围，包括增加视频或电话会议频次（根据保密程度采取不同方式），最重要是将政务网操作系统改成我国自行设计和能兼容视窗的操作系统；网上为民服务的社区“一站式受理”，扩大到各类网上居家服务。
二是推动公共服务领域的数字化应用。最近，教育系统推动线上教育，是非常好的措施，虽需不断改进，但更应在医疗（如挂号、查询、诊疗）、公安等公共服务领域推广。
三是鼓励金融、律师、咨询等现代服务业应用互联网开展业务，包括业务洽商、文件传递、以及在线办公等，规范在家办公的自律性，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效率。
四是继续推动制造业与信息化的融合，以市场化方式引导，促进企业在生产、仓储、物流等环节加快信息化。
2、增加数字经济供给
供给能否适应不断演进的市场需求，是任何产业健康发展的通途。在开放型国家，供给还必须具有国际竞争力。我国数字经济的供给侧改革，主要是提高质量和适用性，扩大应用规模。从现状看，我国数字经济的软件和硬件都需改进。
虽然我们重视发展IT硬件产业，如集成电路、5G设施、人工智能、高端制造设备等，但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各地同构发展情况比较严重。二是我国除5G技术国际领先外，高端芯片设计和制造、传感器件、芯片制造设备等不少数字经济高端器件尚未达到国际一流。“十四五”期间，要加大芯片、传感器、芯片制造设备等的研发攻关，还要协调好不同区域的产业发展重点。
特别要重视引导软件供应企业提高能力和水平，扩大软件供应规模。我国的软件供应企业不少，但数量规模和研发水平远远不够。拟从两方面提升：一要引导软件设计企业提升应用软件设计技术，最好有若干家企业达到具备开发“鸿蒙”类技术的水平。二要引导软件设计企业熟悉所要服务对象的专业领域知识，提高软件设计的适用性。
通过引导和培育，争取涌现一大批数字经济独角兽企业，甚至再出几个华为、阿里、腾讯、百度那样具有影响力的企业，以及国际顶尖的数字经济企业。
3、政府加大扶持力度
从东亚地区的发展经验看，在看准的发展领域，政府可以有所作为，起到特有作用。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前期，政府作用不宜减弱，但须规避产业政策提法。政府至少在三方面提供扶持：
一是出台扶持政策，包括加大对研发阶段的扶持，引进和培育数字经济人才特别是国际一流人才。
二是加大对医疗和公共卫生、教育、公安、水电气环卫等公共部门应用数字技术的经费投入。疫情期间，上海、武汉等城市扩大在线课程教育的效果良好。应以疫情作为助推力，逐步扩大在线教育的使用面，并在其它公共服务领域加大数字技术投入。有专家分析，在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设施的投资，产出高于传统“七通一平”城市基础设施的投入。同时，经济社会溢出效益也很明显。
三是加快数字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
补充完善高通量光纤光缆，加快5G设施的城市覆盖，推广IPV6 等先进技术的使用。有条件的省市，应将数字基础设施尽可能快地向农村延伸。
来源： 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