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中，“两弹一星”研制成功，是一个杰出的标志和重要的象征。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刚刚诞生的新中国百废待举，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为了抵御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打破大国核讹诈、核垄断，尽快建立强大国防，党中央和毛泽东审时度势高瞻远瞩，果断决定研制“两弹一星”，重点突破国防尖端技术，作出了对共和国的发展和安全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英明决策。大批优秀科技工作者，包括在国外已经卓有成就的科学家，怀着建设新中国的满腔热忱，响应党和国家号召，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这一神圣而伟大的事业中，创造出中国人民在攀登现代科技高峰征途中的非凡人间奇迹。历史将永远记住那火热的战斗岁月，永远记住那光荣的历史足迹：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10月27日，我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飞行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从此，我国“两弹一星”事业不断取得辉煌的成就，它极大地增强了我国的科技实力特别是国防实力，振奋了国威、军威，奠定了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地位。邓小平深刻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伟大事业孕育伟大精神，伟大精神推动伟大事业。在为“两弹一星”事业进行奋斗中，广大研制工作者培育和发扬了一种崇高的精神，这就是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关于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决定》中鲜明提出并高度概括的“两弹一星”精神：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
在中华民族绵延5000多年的血脉中，爱国主义自古以来就是流淌其中的主旋律。在“两弹一星”的伟大实践中，热爱祖国、为国奉献，始终是研制者们最真挚最炽热的情感。1949年新中国成立，炎黄子孙从中国共产党和共和国的身上看到了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的希望。1950年3月18日，朱光亚等52位留美学生发表《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深情高呼：“同学们，祖国在召唤我们了”“让我们回去把我们的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灌溉出灿烂的花朵。”正是在这种强烈爱国情怀的感召之下，数以千计功成名就、才华横溢的科学家，放弃国外优厚的物质待遇和良好的科研条件，义无反顾地回到祖国。据统计，在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有20位是新中国成立前后从海外回国的专家。钱学森，当时在美国已经成就斐然，被认为“价值可抵5个海军陆战师”，美国当局为了阻止他回国，对他采取拘留、监视等手段，使其失去人身自由5年之久。但他初衷不改，毅然冲破重重困难，回到祖国怀抱，成为“中国导弹之父”。德高望重的科学家王淦昌，自领受研制原子弹任务后，就化名王京，从此隐姓埋名，抱定“以身许国”的信念并为之奋斗终身。著名理论物理学家程开甲从英国归来，扎根戈壁20余年，一生为国铸核盾，在号称“死亡之海”的罗布泊决策主持中国核试验30多次。还有那些奋战在试验基地、核材料工厂、矿山等深山峡谷的科技人员，为保护国家秘密，长期忍受恶劣的自然环境，经受生命的极限考验。成百上千的烈士，长眠在大漠深处和戈壁荒原，用热血和生命，写就了一部为祖国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壮丽史诗。他们的英名已与“两弹一星”的丰功伟绩融为一体，立起了一座座爱国主义的精神丰碑。
“两弹一星”事业，是在外有压力、内有困难的特殊条件下展开的。作为国防尖端敏感技术，中国研制“两弹一星”从一开始就受到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和苏联的限制。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苏联单方面撕毁协定，撤走专家，使我国刚刚起步的“两弹一星”事业受到严重挫折。强大的外部压力进一步激发出中国人民强烈的民族自尊心。毛泽东坚定地说：“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研制者们“变压力为动力”“变气愤为发奋”，下定决心，一定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突破国防尖端技术。二机部把苏联终止对华援助的时间1959年6月，作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596工程”。研制导弹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提出“早日造出‘争气弹’，为祖国争光，为人民争气”的口号。国防科研试验部队的创业者立下“以场为家，以苦为荣，死在戈壁滩，埋在青山头”的誓言。赵九章和钱骥等人造地球卫星研制队伍，拧成一股绳，白手起家，在很短的时间里置办了各种实验设备，建起了实验室。“两弹一星”攻关时期，正值我国三年自然灾害，粮食不足，副食短缺，研制人员大多饿着肚子搞科研，运用有限的科研基础条件和试验手段，依靠科学，顽强拼搏，先后攻破几千个重大的技术难关，制造了几十万台设备、仪器、仪表，在较短时期内使研制工作连续取得重大成功，硬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把“两弹”搞了出来，把卫星送上天去。
“两弹一星”是规模宏大的系统工程，不仅涉及众多科技领域，而且涉及全国各地区、各部门。在研制“两弹一星”实践中，我们依靠党的统一领导，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全国“一盘棋”，集中攻关。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的15人专门委员会，集中统一领导这项事业。26个部委，20多个省市区，1000多家工厂、科研机构、大专院校，成千上万的科学技术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后勤保障人员，团结协作，群策群力，汇成了向现代科技高峰攀登的浩浩荡荡的队伍。只要是“两弹一星”需要选调的科技专家，点到谁就给谁；只要是“两弹一星”的协作配套任务，就一定保质保量地按时完成；只要是“两弹一星”需要办理的事情，都毫无保留地全力支持，全国各地处处是“绿灯”，表现了社会主义中国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攻克尖端科技难关的巨大凝聚力。科研人员抛弃“文人相轻、同行相斥”的世俗陋习，代之以“文人相亲、同行相助”的一代新风，并在实践中升华为人与人之间、系统之间、单位之间、军地之间的大力协同、集智攻关的精神。火箭技术专家黄纬禄在承担潜地固体火箭的总体研制任务中，曾多次遇到一级发动机摆动喷管的最大摆角达不到要求的问题。由于各个分系统的设计师们都从“总体”出发，积极挖掘本系统的潜力，拿出“余量”，使问题很快得到解决。为中国氢弹研制作出卓越贡献的于敏，被称为中国“国产专家一号”，他没有出过国留过洋，但他敢于迎难而上，敢于开拓创新，和邓稼先、彭桓武、黄祖洽等一道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解决了一系列基础问题，取得了令全世界为之赞叹的成就。从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到爆炸第一颗氢弹，美国用了7年零4个月，苏联用了4年，中国仅用了2年零8个月。在导弹和卫星的研制中，我们所采用的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和新方案，在许多方面都超越了传统的技术阶段，是“敢想、敢说、敢干”创新精神与“严肃、严格、严密”科学态度的完美结合。“两弹一星”已经成为了新中国史册上波澜壮阔、辉煌壮丽的一页，成为了中华儿女奋发图强，用汗水和智慧写就的不朽诗篇。
作者：熊杏林
来源：军事科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