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经济学——经济行为的性质——经济核算

全部人类行为，只要它是理性的，都表现为以一种条件交换另一种条件。人们使用经济品、个人时间和劳动，是为了在既定条件下获得最大满足，他们为了满足较迫切的需求而放弃次要的需求。这就是经济活动的实质——使交换行为得到实现。

在经济活动的过程中，每个人对只能满足其一的两种需求做出选择时，他要做出价值判断。这种判断首先和直接的考虑是满足本身；只是从这些满足中他们才会仔细考虑物品。通常，任何有判断力的人都能很快对打算消费的物品做出价值判断。在非常简单的条件下，他判断生产要素对他的重要程度也没有多大困难。一旦条件很复杂，难以找出事物之间的联系，要对这些手段做出评估，我们就必须进行更精细的核算。孤立的个人很容易决定是否要扩大狩猎或耕作。他所要考虑的生产过程相对较短。要搞清楚生产的支出和收获，总的说来比较容易。但是，对于是否利用瀑布发电，是否扩大煤矿开采，怎样才能更好地利用煤炭中的能量，对这类问题做出选择，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这方面的生产过程很复杂、周期很长，事业成功的必要条件多种多样，大而化之的概念是不允许的。为了确定一项事业是否合理，必须进行仔细的计算。

但是，核算需要核算单位。商品的主观使用价值没有单位。边际效用没有提供价值单位。一种既定商品的两个单位的价值，不是一个单位的翻倍——虽然它必定大于或小于一个单位。价值判断不是测量，它要排序，要分等。如果只依靠主观评价，在答案并非一目了然的情况下，即使孤立的人也无法做出以大体准确的核算为基础的决定。他为便于核算，必须假定商品之间的替代关系。通常他没有办法把所有的商品折合成一个共同的单位。但是，他可以将全部核算中的要素折合为他能直接评估的商品就是说，折合为可随时消费的商品和劳动负效用（disutilty of labor），从而能够以此为根据做出决定。显然，这也只在非常简单的情形下才能做到。对于复杂和较长的生产过程来说，这是做不到的。

在交换经济中，商品的客观交换价值变成了核算单位。这有三方面的益处。首先，我们能够把所有参与交易的个人的评估作为计算的基础。一个人的主观评价与另一个人的主观评价之间没有直接的可比性。只有从所有参与买卖者的主观评价的相互作用中产生的交换价值才具有这种可比性。其次，这种计算提供了一个控制生产资料合理使用的手段，它使那些希望计算出复杂生产过程的成本的人，马上可以看出自己的工作是否像别人一样节约。如果他们在当前的市场价格下从事生产不能取得一定的利润，这就清楚地证明别人能更好地利用作为生产工具的物品获得收益。最后，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核算，使我们能够把价值简化为一个共同单位。由于市场定价在商品之间建立了替代关系，任何有需求的商品都可用于这一目的。在货币经济中，货币是被选定的商品。

货币核算亦有其局限。货币既非价值尺度，也非价格尺度。货币并不测定价值。价格也不是用货币来测定的：价格是货币量。有些将货币描述为一种“延期支付的标准”的人，天真地假定它不过如此，但是作为商品的货币的价值是不稳定的。商品和货币之间的关系在不停地波动，这种波动不仅发生在“商品一方”，也发生在“货币一方”。通常，这种波动确实不是很剧烈，也不会对经济核算产生太大影响，因为在全部经济条件不断变化的状态下，这种核算只是着眼于相对较短的时期，在这个时期，至少“优良货币”的购买力不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

货币核算有缺陷，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它利用了货币这种一般交易媒介，而是因为它不以主观的使用价值，而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因此，所有不作为交易对象的价值要素都没有被纳入计算。比方说，如果我们考虑的是水电站是否有利可图，除非考虑到游客流量的减少造成的价值损失，否则不可能把瀑布美景受到的损害也计算在内。然而，在决定是否实施这个项目时，我们当然必须把这类考虑纳入计算。

这类考虑通常被称为“非经济的”考虑。可以认为这一用语对于术语之争毫无助益，但不能说这类考虑都是非理性的。一个景点或一幢建筑之美，种族的健康，个人或民族的荣誉，即使（因为它们没有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它们不进入交换关系，倘若人们认为它们很重要，那么它们与通常所说的经济考虑同样是理性行为的动机。它们无法进入货币核算，是因为这种核算的特性。但是，这丝毫不降低货币核算对于通常的经济活动的意义。这类精神商品是“生活消费品”（goods of the first order）。我们可以直接对其进行评价即使它们不在货币核算的范围内，对它们的评估也没有什么困难。它们避开了核算，并不会使人难于记住它们。如果我们准确地知道自己必须为美丽、健康、荣誉、自尊等等支付多少费用，那么没有什么事情会阻止我们对其给予适当的考虑。易动感情的人，也许会因为必须在理想与俗事之间做出选择而痛苦，但这不是货币经济的错。此乃事物的本性使然。即使在没有货币核算我们也能做出价值判断的场合，我们仍然不能避免这种选择。孤立的人和社会主义社会也许不会这样做，真正感情用事的人绝不会为此感到痛苦。要求人们在面包和荣誉之间做出选择，他们绝不会不知道如何行动。即使荣誉不能果腹，至少可以为了荣誉而绝食。仅仅由于他们内心知道自己无法弃绝物质而使选择的苦恼变成了恐惧，才会把选择的必要性视为亵渎神明。

货币核算只对经济核算有意义。运用这种核算，是为了使商品的配置符合经济的标准。这种核算在核算商品时，只按它们在既定条件下进行货币交换的相应数量。任何对货币核算范围的扩大都是一种误解：在历史研究中把它用于对以往产品的价值测定是错误的；用它来评估国家的资产或国民收入是错误的；用它来评估不可交换的事物的价值，例如评估移民或战争的损失，也是错误的。凡此种种皆是半吊子的表现——哪怕它是由最优秀的经济学家所为。

但是，在此限度之内——在实际生活中并未超出这一限度——货币核算做到了我们能够要求它做的一切。它在纷繁复杂的经济可能性中提供了一个指南。它使我们能够把仅仅直接适用于消费品——或至多是最初级的生产性物品——的价值判断，扩大到全部较高级的物品。没有它，那些漫长而复杂的生产过程将变成盲人瞎马。

使用货币进行价值核算，有两个不可或缺的条件：第一，不仅是用于消费的物品，而且更高层级的物品，都必须是可交换的。不然就不会有交换关系体系的出现。其实，如果一个孤立的人在自己家里用他的劳动和面粉“交换”面包，他必须做出的考虑与支配他的在市场上用面包交换衣服的考虑没有什么不同。因此，把所有的经济行为，甚至这个孤立的个人的经济行为，都视为交换行为，是十分正确的。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哪怕他是旷世不遇的天才，具备能够确定无以计数的更高层级物品中每一件的相对价值的智力。没人能够对无数可供选择的生产方法进行这样一种划分，使他不必借助核算就能对它们的相对价值直接做出判断。在以分工为基础的社会中，财产权的状况造成一种智力上的分工，没有这种分工，经济活动和系统化的生产都是不可能的。

第二个条件是，必须使用有一种一般的交换媒介，即货币。必须使用货币作为生产性物品与其他物品进行等价交换的媒介，不然就不可能把所有的交换关系化简为一个通用标准。

只有在非常简单的条件下才不需要货币核算。在封闭的小家庭的范围里，父亲可以监管一切，他也许不必借助货币的核算，就能够对生产方法的改变做出评估。因为在这种情形下，从事生产只需占用相对较少的资本，很少使用曲折迂回的生产方法。通常生产的只是消费品，或与消费品相距不远的高层级产品。分工仍然处在最初级的阶段。一件商品的生产自始至终是由一个劳动者完成。在发达社会里，一切都变了。原始社会的状态决不能证明在现代条件下我们可以没有货币。

在封闭的家庭这种简单条件下，可以从头至尾监督生产的全过程，可以判断哪种生产方法能够生产更多的消费品。在条件远为复杂的今天这已经不可能了。当然，社会主义社会也能看出1000升葡萄酒要好于800升。它可以决定是要1000升葡萄酒还是要500升油。这样的决定无需核算，某个人的意志就能办到。但是，做出这种决定后，经济管理的真正任务，即把手段运用于目的，才刚刚开始。只有经济核算使这种运用成为可能。没有它的帮助，面对纷繁复杂的原料和手段，人类的头脑将陷入一片茫然。每当必须在不同的生产工艺或不同的生产重点之间进行选择，我们都会成为迷失于汪洋中的一叶孤舟。

社会主义社会可以用实物核算代替货币核算的设想，是一种天方夜谭。在不进行交换的社会里，实物核算绝不可能超出消费品的范围。只要一涉及生产性产品的生产，这种核算便彻底失效。社会一旦放弃生产性产品的自由定价制度，就不可能有合理的生产。从生产资料私有制和使用货币每脱离一步，就离合理的生产远了一步。

也许可以忽略以上所言，因为我们所知道的社会主义，可以说，只存在于一些社会主义的福地之内，它周围的地区全都实行以自由交换和使用货币为基础的制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能赞同另一种难以成立的（除非是用于宣传的目的）社会主义观点，即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国有化和市有化企业不是社会主义。价格自由的制度环境为这些企业的经营提供了支持，以至于它们没有表现出社会主义经济行为的本质特征。在国有和市有企业中仍然有可能推进技术进步，因为有可能观察到国内外同类企业的类似的技术进步的效果。在这些企业中，同样有可能确定企业重组的益处，因为大的社会环境仍然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和货币的使用为基础。它们同样有可能从事簿记和核算，而对于纯粹社会主义环境下的企业来说，这是不可能的。

没有核算就不可能有经济活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可能进行经济核算，所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可能有我们所说的那种经济行为。在一些无足轻重的小事情上仍然有可能存在理性行为。但说到合理的生产，大体可以免谈。没有合理的标准，就不可能自觉地从事经济的生产。

有可能在一段时间内，数千年积累起的经济自由传统会维持经济管理的技艺，使其不致彻底解体。人们倾向于保留老办法，并非因为它们合理，而是因为它们被传统神圣化了。同时，变化的环境会使它们变得不合理。它们将变得不经济，这是经济思想普遍衰退导致的变化所造成的结果。确实，生产将不再处于“无政府状态”。产品供给将被最高当局掌控。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消失了，非理性的管理集团的那些毫无意义的命令成了至高无上的东西。轮子仍在旋转，但它是在空转。

我们不妨想象一下社会主义社会的处境。有成千上万正在运行的企业，其中少数企业生产直接用于消费的产品，多数企业生产资本品和半成品。全部企业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每个产品在被消费之前，要经过这些企业构成的整个链条。然而，在所有这些过程的持续压力之下，经济管理部门将失去真实的方向感。它没有办法确定某一特定的工作是否真正必要，用于完成这项工作的劳动和原材料是不是浪费。它如何确定在两种工艺中哪一种更合理？它充其量只能对最终产品进行质量比较。但是，对生产成本进行比较的可能性小之又小。它也许确实知道——或者它只是自以为知道——它要生产什么。因此它应当想方设法以最低的成本取得它所期望的结果。但要做到这一点，它必须能够进行核算。而这种核算必须是价值核算。这种核算不能仅仅是“技术性的”，也不能是产品和服务的主观使用价值的核算。这都是一目了然的事，无需多说。

在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制度下，价值标准是每个独立的社会成员的行为的结果。每个人在这个标准的建立中都扮演着双重角色：首先是消费者，其次是生产者。作为消费者，他确定消费品的价值。作为生产者，他使生产要素的利用做到产出的最大化。在这一过程中，全部生产性产品也根据现有生产条件和社会需求，以其适当的用途分门别类。消费和生产过程的相互作用，确保了生产和消费遵循着经济法则。准确的价格分级体系就是以这种方式产生的，它使每个人能够遵照经济的方法确定自己的需求。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一切必然是不存在的。经济管理部门也许真的确切知道什么产品是最急需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半，另一半是对生产手段进行评估，对此它无能为力。它可以从整体上确定这些生产手段的价值，它显然等于这些手段所提供的满足的价值。如果它要计算将它们从生产中撤出引起的损失，它同样可以确定个别生产工具的价值。但是，它无法像在自由经济和货币价格制度下那样，把这些价值简化成一个通用的价格标准。

社会主义也不一定完全废除货币。可以设想在消费品交换中允许使用货币。但是，由于各种生产要素（包括劳动）的价格不以货币来表示，货币无法在经济核算中发挥作用。

例如，假设社会主义国家正在筹划一条新铁路。新铁路有好处吗？若有，那么在若干可能的路线中选择哪一条呢？在私有制之下，我们能用货币核算来解决这些问题。新线路将使某些货物的运费下降，我们将以此为据，估算出运费的下降是否足以抵消建设和管理这条新铁路所支出的成本。这种核算只能用货币来进行。我们不可能用实物去比较各种类别的开支和节省。如果不能用一个统一的单位去衡量各种熟练和非熟练劳动、钢铁、煤炭、各种建筑材料、机械以及其他建筑和维持铁路所必须的一切，就不可能使这些要素成为经济核算的对象。只有当我们必须考虑的全部产品都能够折算成货币，我们才能制定系统的经济计划。诚然，货币核算有其不完善之处。诚然，它有内在缺陷。可是我们没有更好的替代手段。在健全的货币体系下，它满足了实际需要。如果放弃它，就绝对不可能有经济核算。

这不是说，社会主义社会完全是一只无头苍蝇。它对拟建的企业做出赞成或反对的决定并发布政令。但是这种决策充其量只能以模糊的评估为基础；它不可能以准确的价值核算为基础。

确实，一个停滞的社会无需这种核算。在那里，经济活动只是简单的重复。所以，如果设想社会主义的生产体系是以它所取代的自由经济制度的最后状态为基础，以后也不会再发生变化，那么我们确实可以设想一个理性的和经济的社会主义。但这只在理论上说得通。决不会有停滞的经济体系。事物是不断变化的。停滞状态是一种理论假设，这种假设有助于人们思维，但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其对应物。更何况，由于伴随着收入平等化的向社会主义过渡必然改变消费和生产的整个“背景”，所以根本不可能维持社会主义与交换经济的最后状态的联系。于是我们将看到这样一种社会主义，它没有经济核算的罗盘，穿行于可能的和可以想象的充满经济变数的汪洋之中。

从而，全部经济变化将涉及各种活动，对这些活动的意义，既不能事先预见，也不能事后确定。一切都在冒险。社会主义是对理性经济的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