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和平：坚守“核阵地”

“我国是全球结核病和耐药结核病双重高负担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在结核病防治方面还是有一定差距的。”上海市肺科医院结核科主任、同济大学教授肖和平在谈到中国当前结核病防治情况时，这样对《环球》杂志记者说。

肖和平入藏21年，创建了西藏结核病初步防治体系，又根据在上海多年的临床经验，提出耐多药结核病分类治疗的新理念。总结42年在“核阵地”坚守的过程，他说：“抗击结核病，尤其是耐多药结核病，中国需要积累、创新和体现自身的价值。”

入藏21年

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初的肖和平，和那个年代的大多数人一样，也曾拥有过火热的青春。

1976年，刚从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的肖和平响应国家号召，报名援藏。不为人知的是，当时他患有心脏病，按规定可以不列入援藏人选。然而，年轻的肖和平把支援边疆当成自己的理想，主动要求上级允许自己加入援藏队伍行列。

与内地已经初步建立起结核病防控体系不同，当时西藏的结核病防治工作几乎是一片空白。据肖和平介绍，他刚到西藏那会儿，当地不仅结核病发病率高，而且大部分民众缺乏基本的预防概念。“有时我们去乡下给牧民看病，发现整个村患有结核病的人数相当多，甚至有些家庭全家人都患有结核。”在肖和平的建议下，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成立了结核科，并由肖和平担任结核科主任。

1985年，肖和平受西藏自治区卫生厅的委托，负责组建西藏自治区结核病防治研究所（西藏自治区结核病控制中心，TTCC）。为了有效加强西藏整体防控结核病的能力，肖和平提出以结核病防治研究所为中心，以各个地区卫生防疫站和人民医院为基础成立地区结核病控制分中心和地区结核病临床分中心，形成了初步的西藏结核病防治网，把整个西藏的卫生防疫和医院系统都纳入到结核病防治工作中。

而这一结核病防治体系建设理念，与当前国家“十三五”结核病发展规划提出的综合防治策略不谋而合。

援藏过程中不乏艰辛的经历。当年基础设施落后，很多村镇都不通公路，但为了及时给乡下的牧民看病，又需要搭乘汽车。有一次，肖和平团队去乡下给牧民看病，汽车不小心陷进一片大沼泽地里，周围杳无人烟，身上又没有带干粮，所有人又冷又饿地过了一夜。到第二天才找到了一支驻扎的高炮部队，拉出汽车，医护人员们重新踏上征途。

但这些经历在肖和平看来都不算什么，对他而言，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经费来源。为此，肖和平积极奔走，获得了政府和国际友好组织的大力支持。经过肖和平的不懈努力，自治区以县为单位获得了日常工作所需的痰液检测设备，地区一级则拥有了较好的结核病流行病学调研和鉴别诊断设备，为西藏结核病防治工作打下坚实的硬件基础。

考虑到肖和平的心脏问题，上海第一医学院老领导数次写信催促他回上海工作，而肖和平却总是用“等西藏结核病防治工作有起色了我再回来”搪塞过去。而这一等就是21年。

直到1997年11月，在完成了在西藏的使命后，肖和平才回到了上海，但他依然关注西藏自治区结核病防治事业的发展。“对于像西藏这样的西部地区，要做好结核病防治工作，除了国家政策方面的支持外，还要注重培养本土结核病防治专业人员。”肖和平如是说。

关注病人心理负担

上世纪90年代，在“肺结核被控制”的乐观情绪中，肺结核这个医学学科也随之变成了冷门学科，病人少、收入低、风险高，在医院被边缘化，因此愿意当肺结核科医生的人越来越少。

援藏回来的肖和平，放弃了其他选择，继续奋战在结核病一线，用精湛的医术挽救了无数重症结核患者和耐药结核患者。

《环球》杂志记者动身去上海采访前，曾在网络上查找肖和平教授的资料，关于他本人的介绍不多，但来自全国各地病患的留言、帖子却比比皆是。

“2003年在老家的医院确诊为淋巴癌和败血症，后来经肖和平主任确认是结核性脑膜炎，转到上海肺科医院，48天后基本康复。在治疗期间，肖医生像亲人一样经常开导我，对我的康复起了很大的帮助。如今十几年过去了，我身体很健壮，没有任何后遗症，如今还生了二胎，很感谢肖医生！”

“肖和平医生处处为我们病人着想，检查时需要做T-SPOT，我说我们原来住院时做了T-SPOT，只是详细报告还没出，本来想着再做一个算了，但肖大夫马上说：现在应该报告出来了，去你们原来的住院处把结论复印来或者抄来就可以，再做一个要600元呢。他的敬业、爱心和无私深深地感动了我们。”

“妈妈已经有十几年结核病史，几乎看过的外科医生都说妈妈情况不理想，肿瘤合并结核，病情复杂，没有愿意收我妈住院的，只有肖医生愿意，他说再吃两个月结核病药看CT再观察……感谢肖医生带领我们战胜病魔，您谨慎而清晰的治疗方案、和蔼而入心的笑容言语，对病人都是福音。”

当记者谈起这些，肖和平却一笑带过，只是强调，通常情况下，结核病初发病人在得知自己患病后都害怕被亲朋好友知晓，继而担心复发不能治愈，尤其是耐多药结核病治疗周期长，患者容易产生抑郁、焦虑等不良情绪。“结核病患者往往对于别人的关注很敏感，因此，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对他们多关照，以减轻他们的心理负担，鼓励他们用良好的状态配合治疗。”

对于那些不能当面治疗的患者，肖和平也尽力予以帮助，“有几个东北的患者，特别想到上海来，当时考虑到他们的实际情况（医保不在上海），我进行了劝阻，让他们在当地治疗并告知所在医院，由我出面和当地医院沟通治疗方案。”

如今肖和平所在的科室，每年门诊量达到16万人次，是上海市收治肺结核病人最多的科室，患者来自全国各地，成为无数重症结核患者和耐药结核患者的噩梦终结地。

探索多学科协作防治结核病新模式

“我国是全球结核病和耐药结核病双重高负担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在结核病防治方面还是有一定差距的。”为此，肖和平主张采用多学科协作防治结核病的模式。他认为，就中国的国情而言，应该以各个地方的疾病控制部门和人民医院为基础建立综合防治结核病的体系。肖和平这一观点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度认可。

从医40多年来，肖和平在结核病防治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已经成为国内结核病防治领域的知名专家，但他并未满足于已有的成绩和荣誉，继续在结核病医学领域不断创新。

结合自己多年的医疗经验，肖和平提出了耐多药结核病分类治疗的新理念。肖和平认为，这样可以避免耐多药治疗方案的过度使用，为国家和患者节省了大量的医药经费，也减少了患者因药品不良反应而带来的身心伤害。

在上海，2011-2014年间，37%（120/324）的初治耐多药肺结核因此避免了耐多药化学治疗方案的滥用，并获得治疗成功。

另外，他还提出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结核病治疗的创新性研究方案。据肖和平介绍，新方案在治疗复治结核病时，治疗效果提高了13.1%，疗程缩短了3个月，5年复发率减少11.7%；而在治疗复治耐多药结核病时，治疗成功率达70.5%，高于国内同期48%的平均水平。

在抗结核药物方面，西方国家占据了当前耐多药结核病治疗药物的大部分市场，且价格昂贵。“美国辉瑞有一种药，可以协同治疗耐多药结核病，当时一片竟然卖到了600元，与其静脉制剂的价格不差分毫，就是因为我们国家生产不了同类型的药物。”对此，肖和平再三强调，“抗击结核病，尤其是耐多药结核病，中国需要积累、创新和体现自身的价值。”

来源：《环球》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