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七个“圆圈的圆圈”的百岁老人走了

  张薰华授课现场

1978年，我报考了复旦大学教授漆琪生和张薰华联合招的《资本论》研究生。复试时我第一次见到了张老师。他人很颀长，讲话、提问时总是笑眯眯的，声音轻轻的、慢吞吞的，给我留下了和蔼可亲的印象。

进校后我才知道，张老师曾是地下党，是接管复旦大学的三人小组的教师党员代表。当时张老师担任校党委常委并兼任校务委员会主任秘书（相当于现在校办主任）代行学校行政事务。百废待兴之际，“校办主任”的事务极为繁琐：平整土地、规划基建、人事调整等，诸多琐事都需要张老师操办。

不久前，张老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享年100岁。

在学术研究上一丝不苟

1978年9月，我们入学后跟着漆先生、张老师整整研读了三年的《资本论》。张老师特别要求我们要认真细读原著，把马克思的观点、方法真正掌握好；同时，在学习当中，要有独立的思考能力。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张老师对《资本论》原著的研究有一个显著特点：自觉反对本本主义，尊重马克思主义，又不把马克思当作神。张老师在《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上发表了《试校〈资本论〉中某些计算问题》。这篇论文是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我国理论界结出的硕果，其价值远远超过内容本身。人们公认这篇论文所体现的正是马克思本人一贯的科学精神。这也表明了张老师在学术研究上一丝不苟、严肃认真。

张老师特别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理论指导实践。创新一直是学术研究最根本的活力和生命力，张老师除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创新并进行经济规律体系的梳理之外，还特别注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与中国现实问题的联系，寻求方法解决改革开放后我国面临的诸如人口、资源、环境、农业发展等问题。

张老师以身作则，在研究《资本论》基础上探讨了社会主义土地批租问题，研究了中国交通问题，研究了环境问题、人口问题。1995年，他被原国家环境保护局和国家教委联合授予“全国环境教育先进个人”称号。2015年，他还以95岁高龄发表文章《人口法制与依法治国》。

张老师以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凭借扎实的《资本论》研究，打通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脉络。他在教授《资本论》过程中用了七个“圆圈的圆圈”将马克思的基本思想进行了梳理和归纳。凡是听过张老师讲课的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张老师的“圈圈”论。他在改革开放大潮下，积极关注现实经济问题，并娴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经典原理和方法，探索中国的经济发展规律，为改革开放出谋划策。

张薰华成为国内第一位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土地批租”问题的学者绝非偶然。正是他关于“土地批租”的论文，催生了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土地批租”政策，为我国土地批租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依据。

毕业以后，我基本上从事《资本论》的教学和研究。在这四十年的教学科研过程中，始终受到了张老师的指导。张老师特别希望我在教好《资本论》的同时，利用我曾在华东化工学院（现华东理工大学）学过化工的知识背景来研究《环境经济学》。在张老师的指导下，我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中国的环境问题，不仅讲授了《环境经济学》，而且编写了《环境经济学》教材、《未来利益论》《环境利益论》等著作。

绝不占集体一点便宜

张老师是一个非常坚持党性的人。他一直要求我们要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教书育人。他这辈子既是一名教育家，更是一名革命者。

张老师退休后非常关心学院的马克思主义的教学状况。每次我去看望他，他总要问学院现在对于《资本论》教学怎么样？对于马克思主义重视不重视？要求我一定要在马克思《资本论》的教学和科研方面取得新成绩。

张老师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绝不占集体一点便宜。他也从不为子女向学校提出照顾要求。张老师的住房、家具都是几十年不变。我们作为学生都搬到了新宿舍，而张老师还住在40年前的第九宿舍。他用的书橱还是几十年前学校为教师统一定做的。

他对有些同事犯了错误也是立即指出、绝不姑息的。曾有位同事把办公室的东西拿回家、自己使用。张老师知道后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后来我理解了，张老师是防微杜渐，避免这些同志小洞不补、大洞吃苦。

宁可学生因严格而骂我

张老师对学生要求非常高。他曾说：“我宁可学生在校园里因为我的严格而骂我，也不愿意他们在社会上因为没有真才实学、无所作为而骂我。”他长期给经济学研究生讲《政治经济学研究》。这门课考试采用口试形式，他给定100道思考题，口试时以抽签方式进行，学生抽到哪一题就回答哪一题，两次机会答不出，就只能第二年补考。后来学生回忆道，这种方式有助于大家掌握并深深理解所学的经济理论，终身受益。不少学生毕业多年以后感慨：“这是在复旦大学印象最深、受益最多的一门课。”

每周政治学习，有时候我没参加，张老师事后一定会找到我询问，强调要尽量参加政治学习，相互交流，提高政治觉悟。他特别指出：我们是教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打铁需要自身硬，必须要学好党的方针政策，只有这样才能完成党的教育事业。

张老师离开了我们，是中国《资本论》教学和研究的一个重大损失。特别是对于我而言，作为张老师的第一批《资本论》研究生，要更好地将《资本论》的教学和科研提到一个新台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发展和社会实践作出自己的贡献。

作者：严法善（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