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的全球史议题有助于打破国别史研究的围墙。这种宏观的历史叙事主要基于从不同视角的深入微观研究，要求掌握丰富的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等内容。”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张柏春在近日召开的“全球科技史视野下的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到。
为促进国际科技史学科的交流与发展，并纪念建所60周年，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于5月30日至6月1日举办了此次研讨会。来自中国、德国、美国、英国、俄罗斯、法国、韩国和爱沙尼亚等国家和地区的28位专家，围绕中国科技与世界文明、科技史研究的新视野与新路径等问题，奉献了一场国际学术盛宴。
站在“全球”看历史
北京保福寺桥西南角，有一座不算起眼的灰色楼，这里却是中国唯一的多学科和综合性的科技史专门研究机构——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
“自然科学史所在中科院内并不大，但它却是世界三大科学史研究机构之一。”张柏春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纪念建所60周年，也受到了国际科技史界的重视。”
当然，吸引众多国际科技史名家前来参会的，不仅是所庆，还有此次会议的主题。
“国际科技史学家正越来越多地采用‘全球化’等视角阐释知识发展的全球史，这样的研究比国别史或学科史有更宏大的视野，有助于系统阐释知识的产生和传播。”张柏春说。
会上，德国马普学会科学史研究所所长Jürgen Renn就抛出了“自然科学出现过多少次”这样一个议题，阐释了科学在不同文化中发生、进化和全球化的历史图景。
实际上，知识的全球化不仅是吸引科技史学家目光的“焦点”，还是走出科技史的传统叙事模式的一条“新路径”。
美国加州理工大学教授王作跃提到，“跨国科技史研究强调科学、技术、知识流动和民族国家的复杂角色和相互作用，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生活的全球化世界，并丰富我们对过去和现在的理解。”
未必是“中国发明”
随着时代进步，中国也应该将自己的科技遗产置于全球史中加以考察。
“中国为世界文明贡献了伟大的发明创造。但是，中国古代文献所记述的不少技术很难说是‘中国发明’，而应该说是‘在华技艺’。”张柏春提到。
例如，甲骨文记载表明，商代已有牛耕。相比之下，苏美尔人大约在公元前4500年前就采用了牛耕。不同的早期文明普遍采用“二牛抬杠”式牛耕，这种相似性就鼓励学者们思考跨文化的技术相关性。
这也凸显了之前史学研究可能存在的局限性。
国别科技史研究以本国的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为主要依据，张柏春提到，由于相对封闭，不易得到其他国家的文献资料和新的学术出版物，加上语言障碍，有时难免有“自说自话”之嫌。
而学科史也有其局限性。科技史学科开拓者普遍以现代学科框架去分门别类研究古代科技史，“的确是一个好路径。不过也有明显的局限性。完全按照现代科技的分类梳理古代知识，有时会违背其本来的逻辑关系。”张柏春说。就古代科技史研究而言，用“知识”或“科学知识”这样的词比用“科学”更能准确阐释科学在古代的发生和发展。
携手解“难题”
目前，国际史学界交流和合作力度不断加大，自然科学史所也越来越“敞开怀抱、放眼世界”。
2001年，自然科学史所与德国马普学会科学史研究所合建伙伴小组，2005年，该所成功主办第22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今年， 140多位与会者参加的全球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成功落下帷幕。
张柏春强调，“国际合作是全球史研究的有效途径，在解决跨文化且涉及多语言的复杂难题方面优势明显。”
实际上，目前，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不仅促进了国家地区交流，也让丝绸之路研究再现活力。作为“人类文明的传送带”这片广阔的区域有着独特的、彼此又千丝万缕的科技史话，而要解开这些历史奥秘，就需要沿线国家携手攻关。
张柏春提到，全球史研究还涉及保存在不同国家的资料的可获得性等问题。某一国家的学者面对全球史问题往往都有短板。因此，来自不同国家、有不同文化背景、擅长不同语言的学者们进行合作研究，发挥各自的学术特长，就显得十分必要。
其实，早在2006年，自然科学史所就与国际合作伙伴考察丝绸之路遗迹，筹划合作研究。
未来，自然科学史所还将推进国际化进程，与国际学者共同解决跨文化、跨国的重要学术问题。会上，几个重要科技史研究机构和国际学术组织都与自然科学史所商议了进一步的合作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