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方向： 科研机构代表——卫旺观点汇编

来源：企业创新最前沿

（一）科研机构代表——卫旺个人简介

卫旺，工学博士、材料学博士后，江苏省双创研究会执行副秘书长，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新材料产业科技服务中心副主任，南京市大气治理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教育部首批万名优秀创新创业导师，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金牌导师，深蓝会（专业技术运营）创始人、汇维特科技创始人、独角兽资本（江苏）合伙人，人民日报社中国城市报产业顾问。

社会兼职：南京邮电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MBA校外兼职导师，大创导师，江苏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研究会首批十位创业导师之一，南京市创业项目评审专家、江苏省互联网大赛评委、江苏省创新创业大赛评委、江苏省科协双创大赛评委，全球青年大创导师、南京市创业导师。

（二）创新创业需要实现“从现象到机制”的跨越

当下双创异彩纷呈、展现无限生机，但是，同世界先进水平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相比，面对同质化竞争和单一的盈利模式，我国众创平台“虚胖”，部分中小平台更是陷入难以为继的境地，创新创业生态不够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尚不健全、科技成果与市场、产业脱节严重，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的问题仍然存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还不充分，以及部分政策落实不到位等问题，需要实现“从现象到机制”的跨越。

双创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成绩的背后也存在如下问题：

一是创业层级不高，求生存的创业居多、求发展的创业居少、求变革的创业不足，薄创新型创业多、厚创新型创业少，硬科技与软创新结合不紧密等等；

二是创业服务水平参差不齐，专业化、市场化、社会化、平台化、生态化、国际化发育水平不足限制了专业服务能力、市场自生能力、公共服务能力、产业组织能力、开放创新能力、资源链接能力；

三是创业政策环境有待提升，不但存在条块分割、多头管理等问题，还容易陷入“一哄而上，一上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周期循环。

“双创”的各种奇思妙想，只能来自市场主体，来自双创实践者的实践。政府最应该做的，并且很大程度上也只能由政府来做的，便是尽最大努力“创造环境”。相比于众创空间和双创基地这样的“硬件”，综合成体系的创业创新政策构成“软件”，更能在营造环境方面发挥作用。公共机构提供的公共服务，其中核心的便是制度和政策的供给。“双创”需要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这和充分贯彻了李克强总理强调的市场需要一个便利化的营商环境这一理念。提高到“生态环境”的层次来部署“双创”，意味着这一重大举措的深度和力度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任何从环境入手的政策考量和措施安排，必定是基于深远谋划，既利当前又利长远。这也印证了：“双创”是根本大计，而非权宜之策。新经济生态的核心是“产业生态”与“创新生态”的有机结合，具体是形成创新创业“3+3+3”模型。三核心，即创业、研发和服务；三个循环，即人才、资金、技术三要素的循环；三个支撑，即自由文化、灵活机制和国际宜居。这其中，创业是生态发生器，创业数量越多、平台型企业越丰富，越有可能形成生态；研发决定创新创业的高度，技术对创业的赋能是根本；服务黏合研发和创业二者，专业性、市场化的科技服务机构越多，科技服务能力越发达，生态越成熟。

人才、资金、技术三大创新要素循环是生态中的活力物质流。人的循环是指创业者在成功后转变为天使投资人，推动创新创业的发展；资金的循环是指创业企业获得天使投资进行创业，成功后将获得财富用于天使投资；技术的循环是指大学的技术通过创业或许可转移到企业，企业成功后对大学提出新的技术研发需求，促进技术创新。人才、资本、技术的快速循环，能够为一个地区的创新创业生态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关于三个重要支撑，自由文化是人类创新生态的能量源，繁荣学术、鼓励冒险、容忍失败、平等开放是其重要体现；灵活机制是生态适应性的核心表现，要有与时俱进、动态调整的新政策、新体制和新模式支撑；国际宜居是生态建设的重要保障，重点是满足高端人群对居住、创业、社交等需求。传统意义的科研人员在实验室搞研究、开发，然后再转化、推广的线性科技创新链条正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发生着嬗变。科技创新是在各创新主体、创新要素交互复杂作用下涌现出来的。以用户为中心、需求为驱动、以社会实践为舞台、以共同创新、开放创新为特点、技术进步与应用创新良性互动的创新融合模式也正在显现。技术的融合与发展以及科技创新的复杂涌现特性为构建政府相关部门、相关企业、科研机构、科技中介以及市民等创新主体和各类创新要素高度耦合的开放的、社会化应用创新平台提供了新的机遇。

科技型企业培育、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各级科技主管部门和双创主体不断创新管理方法，使成果转化、创新创业的效率更高，成功率更高。事实证明，开放产业资源对大企业非但没有损失，反而令行业更具活力。大中小企业的联动，让“巨人”和“孩童”也能牵手并跑。资金及开放的市场资源，曾是诸多初创企业遥不可及的梦，如今在专业化众创空间或者创新型机构的平台上，依托大企业集团产业资源及开放的生态资源，为中小企业加速赋能，为创业者提供了融资孵化、研发设计、检验检测、产品试制、供应链、营销等一站式创业服务。在专业化众创空间内，其他的双创团队的经验教训，都能给彼此以及新引进的项目带来高频率、高强度的刺激，让激情、执着、追求转变为创业群体的文化和整个空间的氛围。

新兴产业是一个上下游关联度高、政策性强的多学科交叉、人才与资金密集型的高科技产业，产业化过程对研发平台、资源整合能力要求较高。为满足不同发展阶段和技术层次项目的孵化需求，空间形成了以研究中心、事业部、联合实验室和公司等为载体的多层次创业服务模式，实现资源与培育对象的精准对接。建设完善专业的仪器设备平台和创业服务平台。通过空间在产品设计、商业模式、销售渠道、供应链等方面的加速协助，将通过发放创新券、贷款风险补偿等形式，围绕科技创新创业的特殊需求，打通创新服务方式，为科技创新创业提供更好的资本支撑。同时将助推相关研讨、组织各地互相学习借鉴，促成更多优质的专业化众创空间。数字经济促使人类社会的网络世界和物理世界日益融合，伴随着数据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依据数据信息反向配置生产资源成为可能，与企业家能够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类似，数据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的影响日渐受到重视。数字经济推动生产组织方式由“标准+集中”向“定制+分布”转变，产业创新平台成为数字经济的主体。目前，围绕数字经济与生活消费深度融合领域的创业已衍生出一批头部平台；未来，围绕产业、城市发展等方面的数字平台将是创新创业的重要方向。

深蓝智库在对江苏省13个地市的双创升级调研过程中，打造一套独特的产业创新升级的综合解决方案。一是提升本地产业的知名度，通过专业的会展赛、行业论坛、产业游学、行业上下游一起出行以及建立围绕产业创新的智库、社群、联盟等，积聚创新资源拉升本地产业的发展势能；二是打造创新的产业集群，为全市引进高成长性企业等创新主体，打造创新的生态；三是构建产业加速体系，导入一线城市和核心区域的产业资源，激活本地企业；四是与城市主导产业联合设立早期的天使基金以及引导产业发展的相关基金池等。

来源：深蓝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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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的产业创新发展方式”的必然选择

产业发展底层物语是“人的流动”、“知识的流动”与“资金的流动”，这些流动围绕着“需求”来！“一线城市容不下肉身，三线城市装不下灵魂”，但是为什么大多数人并没有“逃离北上广深”，而是“重返北上广深”，因为“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是机会的象征，二线城市也在加紧人口的争夺，三线城市也在摩拳擦掌，所以对于很多人才来说，在一线城市之间的逃离与重返之间的纠结，实质是对大城市发展机会的追逐，以及对二三线城市待起机会的期待。

城市可以组配各种要素进行高质量的产业发展，是城市能够崛起的本质原因，但也是造成发展不均衡的根源。1984年，中国第一个产业园区诞生至今，全国已经有2200多个各式各样的产业园区存在，但问题是产业园区太多了。

2002年，政府就开始做削减园区的工作，但不可能全部清理掉，目前面临的问题是产业园区如何升级。在园区这个相对封闭的体系，我们是可以在微观上干预经济，因为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经济体系里面，我们综合运用财政、金融、管制等措施，同时在资源配置方面予以倾斜，是可以加速产业的快速发展。但是随着外部环境的干预能力加大，这种产业促进的方式，就会丧失效率，而且给外部市场的感觉是“行政垄断”。

“行政”的手法，为了出成绩，肯定是强调引进头部企业，但是从市场活力的角度，就要向创新型中小微企业集群转变。

创新企业，在数字经济、智慧经济的拉动下，很多的小企业，可能短短几个月就成为独角兽企业，这些微观层面往往是传统的产业组织方式不能够实现的。

在大的贸易冲突下，新的形势必然形塑新的产业组织模式，产业组织模式也可以反作用于经济环境，经济环境与产业组织模式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

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来分析我们的产业组织模式转型是一个重要的命题，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产业组织的方式决定了中国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布局的成败，进而决定了转变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成败。

在宏观层面，国家层面的调控要进行顶层设计，而不是随意调节；中观层面，产业组织模式转型要有产业服务的业态进行匹配；在微观层面要配置相关的方法与标准，这些层面统筹兼顾才是产业组织模式转型的最终推手。

马歇尔首先提出了产业组织的概念，对于当下产业组织研究就是为了解决所谓的“马歇尔冲突”，本质是规模与活力之间的冲突问题，很多产业需要追求规模效应，最终带来的是效率、活力和创新能力的下降。

产业组织就是让产业伙伴能够合理分工，紧密联系和联合，实现优化重组与兼并，将产业的规模和活力都得到提升。

对于政府来说，产业组织方式就是通过积极的产业保护与扶植政策，这些产业政策都催生过日本、韩国的经济奇迹，带来产业超常规的发展，但是后来这些成功经验带来的是长期萧条和回升乏力，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在产业模仿阶段，我们做出正确的产业规划的机率较大，但是后期技术与市场的不确定性增加，再制定所谓的产业政策，就是一种盲目的干预。

我们在政策调控层面出现了很多的滞后性，就是因为我们对于新的业态反应太慢。人口数量与质量是与产业的集聚程度与质量成正比的，哪里有更合适的工作，哪里就可以成为美好的家园，所以在人口流动的表层下面，是产业版图重构的暗潮涌动。

虽然各地都在抢夺人口，但是人口对于自己的去向选择和生活区域的选择，往往是“用脚投票”的结果，里面具有很多的“随波逐流”、“随大趟”意味。

产业的发展和人口的流动高度相似，交通便捷、特色产业集聚的地方就会有人口集聚，产业集聚关乎生活，更关乎生产和就业，也生动地实践产城融合发展，产城融合必然兼顾生态、生活、生产、生命。

同样，我们的土地财政引导也出现了偏差，故事要从2003年开始说起，城市建设用地指标受到中央管制的情况下，东部沿海地区的土地供应受到了政策的限制，但是人口却流入了这些土地供应紧张的地区，在房地产市场上造成的是严重的供需错配。

通俗来说，就是有需求的地方供给不足，有供给的地方需求不足。人口流出地大量建设新城，导致的是住房空置，严重的甚至整个新城沦为空城、鬼城。在人口流入地，由于建设用地供应相对不足，住房供应增长跟不上人口流入趋势，结果房价快速攀升。

中国内地总人口已达13亿以上，如此庞大的人口数量应该有异常丰富的劳动力市场，但是现在遇到了结构性的“用工荒”。为什么会这样，劳动者自身的需求和定位发生了变化，企业对工人的素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用工荒”已经不只是东部的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者素质的提高、通货膨胀的推动等等，中部甚至西部一些地区也出现类似的情况。计划生育导致工龄人口的总数不断减少，人才培育的方式又使得人力资源的结构有些偏移，进一步加剧产业所需要的高质量与高技能人才的缺口。

中国经济的底子第一次是1984年左右乡镇经济的异军突起，第二次是1992年后迅猛发展外向型经济，这些业态都是全球价值链的低端。

现在，我们要转型升级，把利用国内低端要素进行国际代工的外向型发展模式，转向面向国内外市场的自主创新模式，这些必然是创新型的业态，但是对于这些业态，我们还没有完全实现“从容不迫”，所以出现了经济发展衰退现象，这无法避免。

应当指出，中国电力、电信、石油、石化等传统能源行业都是典型的行政性垄断行业，打破行政垄断的改革远未破题，传统的能源结构与能源体制不可避免地会对现有的经济体制产生影响，维护现存的经济环境特性，必然延缓或阻碍产业组织模式的转型，所以产业组织模式的转型也将是一个缓慢而曲折的过程。

传统垄断行业所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已成为一股可以与国家公共利益进行博弈的势力，具有干预和把持改革的能量，是中国产业组织模式转型的最大掣肘。

在两头挤压的国际竞争环境下，我们必须从经济环境与市场主体两个层面入手，通过新的产业组织方式，构建开放、有序、统一的全国大市场；构建公平、公正、公开的有效竞争市场体系。

我们要开始对我们的产业组织方式开始调整，一个大的方向应该是垂直一体化的号令式产业组织模式向分散发布式的网络协同组织模式转型，这也越来越趋于共识。这样的共识想要在产业中“变现”，需要其真正具化为可感可知可体验的新的产业实体运营方式，这是深蓝智库一直在实践“新的产业创新发展方式”的必然选择。

很多区域的产业创新规划建设与发展能力同发达地区相比有较大差距，表现出科技创新对产业的贡献率较低、创新平台建设分散重复、产业创新资源缺乏有效整合、创新创业服务体系尚不完善等问题突出。

面对融合度越来越高的产业态势，我们要有全新思维的产业园运营观念，要立足于深化全产业链的资源整合优势，着力构建自主可控的现代产业体系，培育具有竞争力的世界级制造业集群，这才是实施国家区域协同发展战略的应有之义。

协同发展就是基于产业组织模式创新视角，通过产业组织范式的演进，培育具有活力的产业组织新生态，“跨界”打造产业新的增长极。

来源：深蓝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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