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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费城儿童医院的一个研究团队在羊膜囊中将一个预活（不能离开胎盘存活的）羔羊胎儿保存了4周之久。这个塑料羊膜囊被设计出来的目的就是模仿子宫，而使用的发育胚胎则是从子宫中被过早取出的。接下来，胎儿的心跳一直保证了它与环境之间的营养物质交换，以及其他生长因子交换。在这个人工环境中，研究人员看着它从一个粉红色、看起来像外星人的东西变成了一个会呼吸、会吞咽的动物。
保存在塑料羊膜囊中的羊羔胎儿
随着这个人工子宫在媒体上曝光，有人提出，即便该医疗设备的设计初衷是帮助严重早产的人类婴儿，但此举也无异是向阿道司·赫胥黎1932年小说《美丽新世界》中所设想的未来迈出了一步。这本书描绘了一个人类胚胎受精在试管中完成的世界，用化学的方法来排列社会生物等级，从“阿尔法”一直到“埃普西隆”，“阿尔法”代表最重要的那些精英，而“埃普西隆”则是在大型火葬场工作、从烧焦的人骸骨中挖磷的奴隶。然后这些胚胎会被带到“孵化场”培育成型。
赫胥黎的观点是如此具有争议性和影响力，以至于即使在90年后的今天，任何支持子宫外胎儿生存的技术，几乎都不可避免地被和他的反乌托邦联系在一起。人造子宫被视为一个技术分层未来的象征，在那个时候，我们将放弃与演化史、动物祖先以及彼此之间最后的也是最深刻的联系。
但，许多人不知道的是，赫胥黎的反乌托邦理论的背景，实际上是英国一些最著名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关于人造子宫的可能性和危险进行了长达十年的争论。当时由于科学的进步，许多杰出思想家认为这种革命性的技术就在眼前。虽然对赫胥黎来说，这是一个可怕的前景，但对他的许多更激进的同时代人来说，情况却恰恰相反。
1923年的一次演讲中，英国生物学家J.B.S.霍尔丹（J.B.S.Haldane）首次对人工子宫进行了广泛讨论，他是最早提出卵子可以在子宫外受精的人之一。那场讲座在剑桥大学异教徒协会举行，英国哲学家查尔斯·凯·奥格登（Charles Kay Ogden）于1909年创办了这个活动。协会作为异见知识分子的避风港，给他们提供一个质疑传统权威和宗教教条的空间。奥格登认为自己是一个“知识解放者”，请来的都是当时最令人兴奋的大脑，乔治·萧伯纳、弗吉尼亚·伍尔夫、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并允许他们畅所欲言。目标直指打破常规，震惊并挑衅世俗。
来自geneticliteracyproject.org
霍尔丹的演讲遵从了反主流的期望。他的演讲题目为“代达罗斯，或科学与未来”，是以一位2073年的学生的口吻讲述的，回顾了前150年生物学的进步。这名学生描述了1951年两名科学家如何提取从一名死于飞机失事的女性的卵巢中提取了卵子，并使之受精，然后在一种“合适的液体”中让胎儿长至足月。演讲文描述的这个世界里，下一个千年来到之际，人类已经完全停下从前那种基于本能的生育循环，而接纳了一个更加理性和开明的生殖过程，霍尔丹称之为“体外发育”，意思是胎儿在体外完成妊娠。
演讲出来后引起了一片争议，这正中霍尔丹本来的意图。他来自英国上流社会，身处一个不时有新鲜激进思想冒出来的进步环境。20世纪30年代，在伦敦大学学院教书时，他就自称成了一名共产党员。霍尔丹的妻子把客厅收拾成了志同道合的诗人、哲学家、科学家和作家的聚会场所。在这个小圈子里，有一种反叛的乌托邦主义信念，部分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怖而产生的，这种信念认为未来可能与过去完全不同，科学技术将是这场进步革命的主要推动。
对于霍尔丹来说，体外发育是科学如何带来根本性社会变革的完美例子：通过把妇女从怀孕的必要性中解放出来，性和生殖不再捆绑在一起，他相信，这将彻底改变社会权力的不平衡。他写道：“拥有了体外发育的基本原理，生物学家就拥有了彻底改变人类生活的知识。”
他的思想受到了多位知识分子的赞誉，其中包括多拉·罗素（Dora Russell），哲学家罗素的妻子。1925年，她写了一篇关于科学的未来的文章，从女权主义角度，为一种与霍尔丹十分相似的体外生殖解放观念进行辩护。她说，人工受孕的想法让女性可以去想象一个不同的社会现实，她们不必生孩子，因此不需要扮演一个让她们被役使、羁绊在家、隔绝于公共领域之外的母亲角色。
医学历史学家伊万·克罗齐尔（Ivan Crozier）在《性史期刊》上指出，罗素夫人倾向于掀起一个更广泛的运动，将女性主义利益与科学进步结合起来。虽然她知道公众会本能地对玻璃瓶婴儿感到反感，但她坚持认为，与人类几千年来一直从事的繁育动物和种植作物的生物干预相比，没有什么特别的因素会使体外生育更不自然。只有男性至上主义才会把女人身体放到一个自然神圣化的解读中，把妇女排除在科学技术的利益之外。“他们谴责我们不该寻求科学技术的帮助来减轻痛苦，”罗素写道，“同时还告诉我们，回到自然分娩中去，将使灵长类动物从几千年来失去的痛苦中恢复愉悦和自由。”
《使女的故事》剧照。在这个科幻设定中，生态急剧恶化的未来，极端宗教组织控制了政权,在他们的统治下，只要有生育能力的女性就会被征用为“使女”，唯一使命就是为国家生产胎儿。
并不是所有英国内战时期的知识分子都持有这种激进观点。192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尼采学者安东尼·卢多维奇（Anthony Ludovici）曾直言不讳地批评了霍尔丹这些进步派，争辩说体外发育会破坏男女两性在生物上被授予的角色。他认为，这完全蔑视了身体价值，而人造子宫将导致性别的彻底根除。“随着对性别肉体的最后一击，女权主义胜利很可能会达到顶峰，再过几代，女性的性别残余将只有光滑的脸和主要的生殖腺。”
其他更温和的思想家也表达了对人造子宫前景的担忧，尽管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担忧并非像卢多维奇那样是被恶毒的厌女情绪所激发。1929年，英国回忆录作家维拉·布里塔因（Vera Brittain）写了一篇文章，指出虽然体外发育可能有益于一些女性，但如果被坏人利用，它可能会被滥用。特别是，她设想了一个基因分级的未来，“实验室长大的孩子……是从最好的股票中挑选出来的。”爱尔兰科学家约翰·伯纳尔（John Bernal）也表达了类似的焦虑，他认为“机器孕育”是不可避免的，但担心它会被压迫性的力量所支配，通过这种方式将人类划分为“改良过和没改良过的”两个亚群。
不同版本的《美丽新世界》封面
显然，赫胥黎《美丽新世界》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体外发育与优生学之间如何交叉的关注，这本书成了一场长达十年的公众对话的高潮点，主题是关于怀孕的未来。赫胥黎与霍尔丹、罗素生活于同一环境中，他的小说则直接批评了这些人早期的乌托邦主义。一位评论家甚至认为赫胥黎的书是一场“反对乌托邦的革命”。如果说20世纪20年代初，人们探讨的还是用科学装置来取代女性身体，那么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当欧洲走向另一场世界大战时，乌托邦主义就被一种可怕的悲观主义所取代了——法西斯主义者开始对生物技术和优生学感兴趣——这种悲观带来的恐惧将在接下来十年里产生可怕的后果。
在霍尔丹的预测中，1951年完全体外发育就会成为可能，然而事实上在二战后几十年里，人工子宫的发展缓慢而又分散。人们对这种投机性技术更广泛的道德和政治影响的兴趣也消退了。1970年，激进的女权主义者舒拉密斯·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在她的《性的辩证法》一书中重新提到霍尔丹和罗素的论点，认为实现男女之间真正平等的唯一途径是将怀孕外包给机器。就像之前的霍尔丹和罗素一样，她开始设想用人造子宫代替女性身体，以此作为一场激进乌托邦政治——机械调解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基础。不过，费尔斯通在这场争论中加入的是一种更强烈的政治语调。具体而言，她坚持认为二十世纪科学在人造子宫之路上没有取得任何重大进展，并非由于它在技术上不可实现，而是由于其所带来的社会和政治后果将过于激进。她指出，科学与政治是互相作用的，研究与开发往往符合当权者的利益。如果能把人类送上月球的资源同样用于生殖技术，人造子宫应该早就存在。“这个问题已经政治化了”她写到，“当人们意识到，尽管男人越来越有能力把自己从一种生理境况中解放出来，正是这种境况造成了他对女性和孩子的暴政，然而他却没有什么理由想放弃这种暴政。”
Máxima医学中心与Next Nature Network合作的人造子宫装置，这个艺术项目曾在“2018荷兰设计周”上展出。图片来自nextnature.net
在费尔斯通写下这些话50多年、霍尔丹发表演讲近100年后，人工子宫技术终于在越来越成功的试验中获得了一些进展，这离不开世界各地科学家和医学家的努力。2019年3月，澳大利亚和日本的一个研究小组证明，他们可以在子宫外的人工环境中支持一只极早产的羔羊，相当于24周的人类婴儿。研究负责人马特·坎普（Matt Kemp）博士说：“在人造胎盘技术领域，我们已经有效地突破了4分钟里程碑。”
虽然20世纪20年代英国激进分子们所设想的完全的体外发育迄今仍不可及，但随着这些实验的进展，它们在每一个转折点都必然会遇到道德上的惊愕，如果还不是恐慌的话。正如霍尔丹所说：“从火到飞行，没有哪项伟大的发明逃出过骂名，一律会被当成是对某个上帝的侮辱。”
作者：Oscar Schwartz
原文链接
https://daily.jstor.org/on-the-history-of-the-artificial-wo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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