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回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系统阐释

来源：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严密完整的科学制度体系，在理论维度和实践维度都具有显著的优越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理念源自先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具有统领地位的是党的领导制度，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依据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建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组成制度体系稳固的“四梁八柱”，制度体系稳定实现四个方面的系统功能。历经七十多年的实践考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了多方面治理优势，形成了以改革为动力、以问题为导向的制度创新优势，制度体系日趋成熟。

作者

陈胜云，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从事马克思主义及中国化研究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阐释

引文格式

陈胜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系统阐释[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2(03):1-14.

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评价一个国家的制度优越不优越，必须有比较全面的理论维度，制度理念、制度价值、制度系统、制度效能的分析缺一不可。本文基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理论基础与实践探索的分析考察，重点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理念的先进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优越性、制度体系的系统稳定性、制度体系的治理优势与创新优势展开讨论，以期深化相关主题研究。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理念的先进性

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其《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中，把话题直指中国，他说：“现代政治制度由强大的国家、法治、负责制所组成。……中国今天在经济上迅速增长，但三条之中只拥有一条，即强大的国家。”从文本看，福山所谓“负责制”，指的就是西方的“自由民主制”。指责中国人没有自由、国家缺乏法治和民主的西方学者不在少数，这些学者的分析框架本质上仍然是欧洲启蒙思想。为此，我们有必要从制度理念角度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拒绝被西方话语体系牵着鼻子走。

（一）马克思主义制度理念的先进性

从理念上讲，现代西方制度源于资产阶级启蒙思想，而马克思主义制度理念是在扬弃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基础上创立的、更为先进的制度理念。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资产阶级启蒙思想、扬弃空想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启蒙思想确立了自由、民主、平等和理性等理念，但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国家却并没有彻底实现这些理念。空想社会主义想彻底实现这些理念，但由于社会条件不成熟，只提出了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基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提出了彻底实现自由、民主、平等和理性原则的崭新社会形态，即共产主义。围绕着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目标，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以往国家学说与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崭新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包括无产阶级专政、公有制经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领导等重要理论。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蕴含着崭新的制度理念。

对于当下仍被西方学者所持有的启蒙思想分析框架，马克思曾经有过预先批判。1877年10月19日，他写信给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创始人阿道夫·左尔格，对资产阶级价值理念作出了合理评价。马克思说，在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内，有一部分领导人“想使社会主义有一个‘更高的、理想的’转变，就是说，想用关于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女神的现代神话来代替它的唯物主义的基础”。在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之后，这种做法“只能是愚蠢的———愚蠢的、无聊的和根本反动的”。

既然马克思主义都预先反驳了西方学者们的说辞，为什么还有人一而再再而三地误导中国民众呢？原因有三：第一，国外学者缺乏关于中国国情的实证研究，只能凭借抽象的理论范式评判中国。第二，部分学者怀着政治偏见，极力推销西方价值观念。冷战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已经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号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渗透和破坏。在苏联社会主义国家解体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把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战略瞄准了中国。有些学者标榜自己是中立知识分子，实际上是西方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战略的马前卒。第三，西方国家对中国怀着羡慕嫉妒恨的复杂情绪，也抱有恐惧心态。羡慕嫉妒恨，是因为中国的快速发展超出了他们的想象力。恐惧，是因为历史上他们的殖民行径奴役和伤害过中国人民。因此，西方国家毫无底线地贬低中国制度，企图让中国驯顺于西方。

实际情况是，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公正都不是抽象的概念，其内涵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西方学者强调个人主义的自由、民主，目的是唱衰中国的自由、民主。在他们看来，我们的经济制度不搞私有化就没有出路，公有制是自由、民主的敌人。平等、人权、公正也是一样，西方国家是在自己都没有解决好平等、人权、公正问题的情况下对中国指手画脚，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美国学者伊曼努尔·华勒斯坦在《自由主义的终结》中分析了美国的历史，说美国仍然没有解决社会平等问题，所以从1990年到2025年这一历史阶段亟需解决社会平等问题。这与福山对美国所谓民主自由制度的担忧不谋而合：美国在长时间内解决不了因国家债台高筑而产生的公平和正义问题。在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到处进行监控和监听，到处开展非法军事行动，这一切表明，人权和正义只是他们的借口。

可见，在制度理念的历史评价上，是存在着阶级立场和政治立场的。正因为这样，我们必须回到我们自己的立场，回到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在制度优越性的评价指标上，坚持我们自己的标准，这个标准的出发点始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人民群众的现实要求。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理念源自马克思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产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完善和发展，始终是在马克思主义先进制度理念的指导下实现的。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人扛起了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旗帜，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创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努力探索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制度，积累了丰富的制度建设经验。早在1931年，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推进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确立了由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基本制度。1940年，毛泽东同志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原理，指明了未来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方向：“社会主义的共和国……无疑将成为一切工业先进国家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统治形式。”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七大上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明确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

1949年，毛泽东同志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指出，新时期的任务是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选举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主联合政府，让伟大的祖国走上独立，自由、和平、统一和强盛的道路。毛泽东同志强调：“这是一个共同的政治基础。”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定了我国国家制度的基本框架。1954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制定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各项制度。在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期间，毛泽东同志提醒专家们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参照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宪法。1954年1月15日，他发电报给刘少奇及其他中共中央领导同志：“望各政治局委员及在京各中央委员从现在起即抽暇阅看下列各主要参考文件：（一）一九三六年苏联宪法及斯大林报告（有单行本）;（二）一九一八年苏俄宪法；（三）罗马尼亚、波兰、德国、捷克等国宪法；……有何意见望告。”16日，刘少奇同志回电：“即将来电印发给在京各中委及候补中委，并要他们阅读所列参考文件。”1954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苏联叫最高苏维埃，我们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苏联叫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我们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苏联叫部长会议，我们叫国务院。”

毫无疑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在先进的马克思主义制度理念指导下初创的，形式上借鉴了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对于西方自由民主制度那一套，毛泽东同志是坚决抵制的。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八届二中全会上讲了“大民主小民主问题”，明确抵制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这是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

进入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团结带领人民致力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2013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推出了系列重大改革举措。几年来，我国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成效显著，主要领域基础性制度体系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由此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理念源自先进的马克思主义，西方学者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理念的错误判断，多半因为离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完善和发展的具体历史语境，其结论不堪一击。

二

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优越性

有一种观点认为，世界上现行国家制度中，西方的“宪政”制度设计最为合理：专制和独裁不容易形成，腐败不那么严重，社会运行更健康。“宪政”的合法性源自西方现代性，“宪政”背后隐藏的是西方话语体系霸权。反驳“宪政”，仅批判其结论是不够的，更为重要的是澄清中国现代性的本质特征。历史与实践表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现代性区别于西方现代性的本质特征，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优势。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是本质特征

西方现代性，指的是欧洲启蒙运动以来逐渐形成并不断发展的西方话语体系。西方现代性的核心理念本质上与启蒙思想的核心理念无异，但在理论逻辑上更加倚重欧美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作为理论范式，西方现代性更擅长分析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习惯于把西方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作为国家制度分析的前提，把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永恒化，把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经验泛化为普适性发展模式。

西方现代性认可理性、公平、正义、平等、人权、自由、安全是现代国家制度的基本理念，并且赋予这些理念以历史永恒性。一百多年前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看透了这一切，他们通过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观察，得出一个结论：资产阶级所谓自由民主制度，集中体现了诸如此类资本主义制度理念的虚伪性。现实情况是，西方现代性所主张的理性王国，仅仅是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现实国度，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公平、正义体现的是资产阶级无偿占有社会财产的公平和司法上确认这种私人占有的资产阶级法理。平等、人权不过是资产阶级占有社会财产的平等权利和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之间的平等权利，体现的是资产阶级社会里资产阶级私人占有权。自由、安全对很多人来说也不现实，自由始终与私有财产的实际占有和使用相联系，安全是资产阶级自我保护的借口，无产阶级无须进行财产保护，因为他们没有财产。

为什么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是如此地不彻底？通过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告诉我们，在社会结构当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建立于资产阶级私人占有制基础上的各种制度，一定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所以，在资本主义国家，人们想要获得全面彻底的解放，必须消灭以私有制为前提的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而这正是共产党人的历史任务。在科学共产主义的经典文献《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在《共产党宣言》的结尾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总之，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他们都特别强调所有制问题，把它作为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当时的发展程度怎样。”

党史和国史表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入使中国人在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中国共产党强势扭转了旧中国的历史发展轨迹。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改革的辉煌成就。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继承者，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现实创建者。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章第一条明确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毫无疑问，从现代性的路径来看，我们与西方是不一样的。现有西方发达国家走的是资本主义现代性道路，而我们走的是社会主义现代性道路。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决定着国家政治机器的运转，不论是君主立宪制还是共和制，都未曾改变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统治的本质。在国家制度的建设、完善与发展过程中，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正确方向。

（二）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优越性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集中统一领导充分体现了我国国家制度的优越性：既有效实现了我国国家制度的基本功能，又体现了相比于西方国家制度的重要优势。

首先，中国共产党领导体现了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辩证统一的优越性。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最低纲领是根据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不同历史阶段的客观实际确定的具体纲领，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纲领。最高纲领规定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奋斗的根本目标和历史方向，最低纲领规定的是特定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奋斗目标，两者体现的是理想与现实的辩证统一。

相比之下，西方资本主义政党强调现有制度的永恒性，不可能提出超越自己的纲领，因此，也就缺乏关于社会发展的长远战略谋划。从西方国家的宪法可以看出来，他们强调的仍然是启蒙思想的抽象原则，不存在主张超越资本主义的最高纲领。在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竞选阶段，政党也会提出自己的施政纲领，其施政纲领针对其他政党施政纲领的弱项而制定，往往顾此失彼，缺乏长期性、确定性和稳定性。

按照美国经济学家、制度变迁理论宗师道格拉斯·诺斯的观点，西方政党竞争加剧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分裂，使西方国家陷入更深层次的政治困境，即赢得选民与执政资源匮乏持续相悖的困境。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各政党为了赢得执政机会，想方设法在民众福利上做文章，进行恶性竞争，最终因为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政府始终无法兑现在公共服务和民众福利上的承诺。

其次，中国共产党领导体现了党的意志与人民意志高度统一的优越性。中国共产党没有特殊利益，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制度设计上，我们很好地坚持了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很好地体现了党的意志与人民意志的高度统一性。

有些人老拿选举的民意说事，实践表明，中国的选举制度恰恰充分体现了党的意志与人民意志的高度统一性。选举指的是选民或者代表根据法律规定的原则、程序和方式，按照自己的意志选出国家权力机关的行为。我国国家权力机关的选举工作是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开展的，充分体现了人民意志。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自己的历史传统，自己的政治体制，从来没有抽象的普适性的选举制度。西方国家的选举制度也不完全相同，英国与法国的选举制度不同，美国与日本也不一样。从实际情况看，即使美国，也不完全是直接选举，这里存在着很多障眼法。金钱是唤醒美国选举机器的关键，没有社会资源和竞选经费的党派是不可能有组建选举人团的机会的。美国总统大选中“赢者通吃”的选举制度设计，更加清晰地告诉我们，美国选举结果并非百分之百的民意，它反映的是51％选票对49％选票的民意分歧。

因此，我们的选举制度我们自己确定，需要直接选举的就直接选举，需要间接选举的就间接选举，需要改革完善的就改革完善，在原则性上，我们不需要照着西方的做法办事。

最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体现了党内监督与人大监督、民主监督和其他监督有机贯通的优越性。中国共产党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有效推进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完善，统筹推进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用严明的纪律维护制度，增强纪律约束力和制度执行力。

有些人以欧美国家制度为范本解读我国国家制度，说中国共产党缺乏监督。这些人之所以做出以上误判，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不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了解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因为西方没有这样的制度，他们只好用西方的旧范本来片面解读中国制度，因此既不客观也不全面。

从中国共产党的监督制度看，中国共产党实行有效的党内党外双重监督制度。首先，中国共产党有从严的党内监督制度。这里既有党委（党组）的全面监督、纪委监委的专责监督，也有党的工作部门的职能监督、党的基层组织的日常监督和党员的民主监督，而且各层面的监督是有机贯通的。其次，中国共产党有全方位的党外监督。这里既有人大监督、民主监督，也有行政监督、司法监督，也有审计监督、财会监督、统计监督，也有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各种监督相互协调。在近百年的历史探索中，中国共产党已经探索出一条长期执政条件下解决自身问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构建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权力监督制度和执纪执法体系。

就美国来说，三权分立看起来起到了权力相互制衡的作用，但实际情况并不是那么美好。首先，各党派内部的权力监督形同虚设。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总统言行全靠人品，毫无法律底线可言，更不用说社会公德底线了。其次，立法、行政、司法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形式大于内容。在处理国家大事上，立法、行政、司法权力之间往往互相扯皮，事后互相推诿。从长远看，这种制度设计对于一个民族国家的社会稳定和发展来说弊大于利。

7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统一有效组织各项事业、开展各项工作，成功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克服无数艰难险阻，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稳步前进。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优势。因此，在国家制度问题上，不能因为西方有，我们没有，就简单地判断说我们缺少了某项制度；也不能因为我们有，西方没有，就简单地判断说我们的某项制度是多余的。任何时候，我们都要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坚持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集中统一领导制度，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稳定性

英国学者冯·哈耶克提出过一种理论，那就是理性地完善和强大政治国家是文明自然扩展的结果，只有欧美基于市场经济自然长成的资本主义制度才可能是合理和稳定的。哈耶克是基于欧美经验谈制度设计，他对社会主义是“奴役之路”的指责，从社会主义实践看，根本站不住脚。历史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了显著的制度优势，制度体系不断走向成熟和定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作为一个系统，其基本要素、基本结构和基本功能都展现了很好的稳定性，这是国家制度趋于定型的重要标志。

（一）制度体系基本要素的稳定性

相对于系统来说，要素就是系统内部的子系统。对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领域的制度，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这一系统的子系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子系统覆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有领域，涉及１４亿人的不同生活层面，各个子系统内部要素同样是相互关联和相对稳定的。

首先，国家制度子系统实现了领域上的全覆盖。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总结梳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十三个方面的制度子系统，全方位覆盖各个领域。

这些子系统包括：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党和国家监督体系。

其次，制度子系统内部要素组合具有相对稳定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各子系统内部也具有相对稳定性，这种稳定性体现在制度规范的全面性和具体性上。

党的领导制度体系这个子系统，包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全面从严治党制度等多种制度。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这个子系统，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多种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这个子系统，包括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体制机制、立法体制机制、社会公平正义法治保障制度等多种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这个子系统，包括国家行政体制、政府职责体系、政府组织结构、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体制机制，等等。十三个方面的子系统，每个子系统都包含着多个制度，每个制度对应着党和国家活动各个领域，它们都以社会存在作为基本支撑，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二）制度体系基本结构的稳定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定型，还体现在制度体系基本结构的稳定性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基于马克思主义社会有机结构理论而建构，形成了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与重要制度组成的制度体系的“四梁八柱”。

首先，我国国家制度体系依据社会有机结构理论而系统建构。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阐述了社会有机结构理论：“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马克思在这里讲了两个基本要点。一是物质生产方式是基础，它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国家制度的建构必须把经济制度作为基础性制度加以考虑，在改革过程中需把经济体制改革作为重点加以考虑。二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改革上层建筑，有利于夯实经济基础。中国共产党人就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社会有机结构理论，在不同历史时期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完善和发展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把人的解放和发展作为价值目标，以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集中统一领导为本质特征，依据马克思主义社会有机结构理论进行建构，形成了环环相扣的一整套科学制度体系。这样一种结构性安排，使得我国国家制度的整体结构非常稳定：人的解放和发展之价值目标贯穿始终，使得制度体系具有异常坚定的战略定力；党的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特点使得制度体系具有异常坚固的政治保障；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坚持使得制度体系具有异常稳固的结构基础。

其次，根本制度、基本制度与重要制度构成稳定的“四梁八柱”。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整体而言，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了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组成“四梁八柱”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基本框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严密完整的科学制度体系，起四梁八柱作用的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

根本制度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体现社会主义本质，具有顶层决定性、全局指导性作用的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就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是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军事、外事等各个领域体现社会主义本质，指引人们有序开展各领域国家治理工作的制度。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等等。重要制度是保障国家治理在不同领域、不同方面和不同环节有序开展的具体制度。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四梁八柱”，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异常的稳定性。

（三）制度体系基本功能的稳定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重在保障我国社会主义本质在现实生活中的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四个方面实现着重要的稳定性功能：促进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推进人的现实解放和发展；保障人民广泛的权利和自由；保持社会长期和谐与稳定。

首先，促进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是民族国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物质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性任务是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中国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进程，经济实力、科技实力、文化软实力、国防实力、国际影响力明显提升。自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以来，现如今总量与日、德、英、法四国国内生产总值之和大体相当，仅次于美国，稳居世界第二位。近年来，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不断提高，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持续提高，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中国农业不断发展，工业体系不断完善，服务业比重不断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不断释放，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强。这一切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推进提供了前提和基础，有力反驳了西方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诋毁。

其次，推进人的现实解放和发展。中国共产党把推进人的解放和发展作为根本目的，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党和国家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建立了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目标的基本制度，推出了一系列利民惠民政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快速解决了全国范围的温饱问题，全国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社会事业稳步发展，民生福祉持续增进，就业形势保持稳定。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有效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全国贫困人口数量持续下降，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逐渐缩小；我国人均居民总收入稳居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与高收入国家差距逐年缩小；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迈进30％这一富裕阶段基本门槛，人民生活水平总体进入富裕阶段，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条件更加成熟。

再次，保障人民广泛的权利和自由。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形成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并在实践探索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和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我国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各方面制度和国家治理充分体现了人民意志，保障了人民权益，激发了人民的创造性和积极性，确保了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务、管理社会事务。这样一套制度安排，有效保证了人民享有更加广泛、更加充实的权利和自由，保证了人民广泛参与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同时，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基本理念，不断推进社会公平正义法治保障制度建设，加强了人权法治保障，保证了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人民群众在现实生活中普遍感受到公平正义。正因为如此，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在《未来列强———明日世界的赢家与输家》这本书里提醒美国等西方国家：某些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不要再在民主和人权问题上指责中国了，“如今中国人在自己国家里享有的自由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

最后，保持社会长期和谐与稳定。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社会长期稳定局面。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除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外，没有任何一种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能够在这样短的历史时期内创造出我国所取得的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这样的奇迹。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新中国成立后遇到过“文化大革命”等历史挫折，但中国共产党人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很快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走上正轨。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改革使生产关系更适合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使上层建筑更适应我国的经济基础。我国没有发生过类似资本主义国家周期性发生的经济危机、政治动乱和社会不稳定，相反，中国长期以来保持了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最有安全感的国家之一。

“鞋子合不合脚，只有穿的人才知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好不好、优越不优越，中国人民最清楚，也最有发言权。”与西方国家制度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更好的稳定性。在这一点上，我们千万不能妄自菲薄，要有无比坚定的政治自信！

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日趋成熟

新中国成立以来七十多年的实践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以改革为动力、以问题为导向，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日趋成熟。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治理优势

从世界历史看，一个民族国家的国家制度建设和完善是需要时间的，由于各民族国家的实际情况相异，因此制度走向定型和成熟的时间长短也不完全相同。1949年9月通过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立了国家根本制度和一系列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在1954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之后，我国根据历史经验与实践要求对宪法进行了多次修订和完善，现行宪法为1982年宪法，历经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2018年五次修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日臻完善。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实践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历经七十多年，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展现出了显著的治理优势。

2019年9月24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新中国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进行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四个主要优势：坚持党的领导的优势；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优势；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的优势；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四个主要优势的概括，为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总结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引。

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总结归纳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十三个方面的显著优势。这些优势包括：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优势、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优势、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的制度优势、坚持全国一盘棋的制度优势、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制度优势、坚持基本经济制度的显著优势、坚持共同理想信念的制度优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制度优势、坚持改革创新的制度优势、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制度的显著优势、坚持党指挥枪的制度优势、坚持“一国两制”的显著优势、坚持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相统一的制度优势。

正因为我国国家制度与治理体系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不少国外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赞叹不已。比如《中国大趋势》的作者约翰·奈斯比特就认为：“中国已经逐步成长为它们（西方国家———引者注）在全球市场上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并且正在创造一种符合自己历史与社会要求的、与美国现代民主相抗衡的政治体制，就像美国在200多年前创造了符合自己历史与社会要求的民主体制一样。”“中国在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它的政治模式也许可以证明资本主义这一所谓的‘历史终结’只不过是人类历史道路的一个阶段而已。”

（二）以改革为动力的制度体系创新优势

科学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一大区别就在于科学社会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把社会主义看作一个不断完善和发展的实践过程。中国共产党没有停留在既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上，而是主张以改革为动力、以问题为导向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同志说过：“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这是资本主义所绝对不可能做到的。”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革除体制机制弊端的过程中不断走向成熟。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我们提出并推动了全面深化改革战略，充分展现我国国家制度强大的自我完善能力。

首先，找到了以改革为动力的制度创新机制。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结合我们的历史传统、社会经济条件进行制度创新。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就一直重视制度创新，而不是简单地模仿。1956年11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八届二中全会上说过一段话，他说：“中国和苏联两个国家都叫社会主义，但苏联和中国的民族不同。至于所做的事，那有很多不同。……我们军队里头的制度和党里头的制度也跟他们不同。”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顺利召开，开启了以改革为动力推进我国国家制度创新的历史征程。1980年，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意见，为改革开放时期党和国家制度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明确了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深化改革的分目标，总结提出了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不断推进其他领域体制改革的科学方法论。

在创新机制上，我们的做法是坚持推进改革和完善制度相结合，坚持在已有制度框架下推进改革，在推进改革中完善制度。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在坚持好、巩固好已经建立起来并经过实践检验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的前提下，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继续加强制度创新，加快建立健全国家治理急需的制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备的制度。要及时总结实践中的好经验好做法，成熟的经验和做法可以上升为制度、转化为法律。”

其次，形成了以问题为导向的实事求是制度完善机制。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方面，形成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推进制度完善的有效机制。中国共产党人通过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系统学习，确立起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自觉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社会现实，从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出发分析不适应实际情况的制度方面，有效提出国家制度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的基本思路。

1981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我国国家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总结和反思，为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引。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以问题为导向实施全面深化改革战略，加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走向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梳理了制度建设中的空白点和薄弱点，提出了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的基本要求，同样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

综上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蕴含着先进制度理念，以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本质特征，具有高度系统稳定性和显著治理优势，日趋成熟的科学制度体系。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将在统筹推进我国“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展现更为显著的治理优势，在国际竞争中赢得更大的比较优势，在整体上充分展现制度优越性。

编者注：本文发表于《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20年第3期第1-14页。为方便阅读，注释从略。如需转载，请联系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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