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陆军信息战案例研究

来源：中国指挥与控制学会

内容简介

信息战通过对敌方的关键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和情报（C4I）系统协同开展拒止、破坏和摧毁等物理攻击来建立作战优势。同时，利用社会学和心理学措施来产生混乱、胁迫或说服力，从而破坏敌方在道德和认知上的信仰。在第1军开展“作战人员演习”18-2期间，模拟了与叙利亚作战行动中相似的传单投放，并结合模拟的物理攻击，创造了信息战所需的协同效应，以支持全军的演习目标。

对其他军事强国和各类非国家组织实施信息战需要采用不同的方法。在过去的16年中，美国陆军信息作战行动（IO）已经侧重于以人口为中心的反叛乱行动，特别注重反叙述（counternarratives）、影响和感知管理。随着陆军制定并反复灌输“多域作战”等新条令并重新聚焦于近似匹敌的对手，美陆军认为必须重新使用信息战。

背 景

目前，美国的联合条令没有提供“信息战”的官方定义。“信息战”这个术语上一次出现在联合条令中，要追溯到1998年10月9日发布的《联合条令3-13（JP 3-13）：联合信息作战行动条令》。JP 3-13中的描述是：“信息战是在危机或冲突（包括战争）期间，为了实现或帮助实现针对特定对手的目标而实施的信息作战行动”。由于这一定义太过于宽泛并且已经跟不上时代，因此已经不适于使用。在本文中，作者将“信息战”定义为：针对敌方的“信息探测源、信息通道、信息处理和决策系统”开展的行动。

为了获得优势，信息战必须重点对敌军最关键的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和情报（C4I）系统进行拒止、干扰和摧毁。第1军的组织结构及其信息战的实施，全部通过一个增强型G39（信息作战行动）参谋部门整合起来，为美国陆军提供了一个集成信息相关能力以便在未来冲突中对抗近似匹敌对手的模型。

从“作战人员演习”18-2中吸取的经验和教训

在2017年11月，美国第1军参加了“作战人员演习”（WfX）18-2——战术级军队总部的部队指挥验证演习。第1军在象征性的复杂环境中，与近似匹敌的对手进行了为期12天的较量。WfX 18-2在统一地面行动和作战职能的各个方面并在作战行动的所有阶段对部队进行了测试。

本次演习表明，在任务分析的过程中对信息环境的理解是非常重要的。任务分析期间，G39最关键的输出是合成信息图层（CIO）。CIO是联合和陆军条令的一部分，但根据任务指挥训练项目观察员和联合参谋部J7的观察，通常情况下军和师级总部是不使用CIO的。WfX 18-2期间形成的CIO描绘了敌方从战略到战术级的通信系统，如图1所示。

图1 关于敌方C4I系统和信息流的CIO

CIO还标明了敌军组织结构内的信息流，当与情报评估相结合时，CIO能够清晰地显示敌军的决策和指挥控制节点。CIO包括卫星通信站、手机基站、光纤线路、无线电通信基站、调幅（AM）与调频（FM）无线电站和电视台等物理通信基础设施，以及通信支持分队和军方信使。这使军队的G39能够理解敌军的主要、备用、应急计划，随后制定对各个目标进行物理破坏的优先次序以中断敌方的通信能力，并阻止其恢复通信线路。

通过CIO，参谋还能对敌政府用来和大众进行交流的通信流程和手段有一个大致的理解。这使G39能够在最有利的时间和地点锁定这些手段（如无线电、电视和手机文本消息）以制造中央政府和人民群众之间的信息缺口，为友军心理战（PSYOP）消息成功传达受众目标创造机会。

致命和非致命目标小组对CIO的分析可为军队的高收益目标清单提供细化的目标。这种分析可创建破坏、摧毁和削弱敌军C4I系统的分层、同步、协调的致命和非致命效果，从而为目标确定过程提供反馈。它拖延敌方的决策，破坏敌方进行协调行动的能力，为美军各师在作战区域创造战术优势。随着敌方的决策者越来越孤立，部队逐渐被摧毁，其机动部队开始重新部署以巩固战斗力。这些集中区域为各师确定剩余敌军的位置并将其消灭提供了机动空间。此外，各师能够通过军队收集计划中确定的敌军旅及旅以下通信中继站来定位敌方的战术级C4I系统。

图2 战斗毁伤评估空中图

2014年9月，美军对叙利亚拉卡的伊斯兰国指挥与控制中心实施了空袭，袭击的效果可通过战斗毁伤评估空中图显示，如图2所示。在WfX 18-2演习中，针对关键的指挥与控制节点实施了类似的模拟攻击，同时模拟了其他信息作战手段来达到预期的信息战协同效应，从而为全军的演习目标提供支持。演习期间，有针对性地摧毁了敌方从战略到战术级的信息系统、指挥控制分队、信号部队和信息维护部队，从而切断了敌方战役和战术级决策者与国家级司令部之间的连线。这种孤立的效果使友军的心理战行动能够对敌军部队造成影响，降低敌军的作战意志。随着战斗的推进，致命火力与对“战斗意志”施加的心理战造成了不少敌军士兵的投降。产生的效果得到了军队情报（G2）部门的验证。在演习中，完整的规划、收集和目标确定过程是获得的最为宝贵的经验，并且获得的这些结果在实战中是可以接受的。

在敌方远程炮兵旅组建期间，对其进行了信息战和火力双重打击。通过目标确定流程，火力打击主要用来摧毁火炮及其保障支援等关键能力。同时，信息战聚焦于对敌方雷达和战术通信系统实施电子战（EW）行动以切断敌方的通信能力。心理战行动则通过空投传单和空中广播来散布类似“敌军注定会失败”这样的消息，并对敌方关键的驻防部队进行物理打击。

心理战规划者要把广播和传单投放的时间设置在刚刚摧毁了敌军部队之后，心理战的实施对象则是被消灭部队的下属部队和邻近部队。如上所述，产生的效果是增加了敌军投降和逃跑的概率。信息战，尤其是火力打击，主要用于摧毁远程炮兵总部的无线电基站、电话局和中继站，对敌方通信线路和整体作战协调能力造成影响。

G39的组织结构

在与军级和师级的其他信息作战行动部门，以及任务指挥训练项目观察员教练/训练员进行交流后得知，美陆军并不是所有的G39部门都具有同样的组织结构。第1军为WfX 18-2组建的G39是一种最优的组织结构，以便在与近似匹敌的威胁进行较量的过程中获得最佳效能。第1军的G39是由信息战、电子战、心理战和空间作战行动小组组成的综合部门。

在WfX 18-2中，G39增加了由6名士兵组成的心理战特遣队（POTF）、由6名士兵组成的陆军空间支援小组（ARSST）和由6名士兵组成的前方支援小组。扩编的目的是为了使G39具备满足任务需求的能力并为军队指挥官提供更多的用以对抗敌军的资产。图3显示了WfX 18-2期间第1军G39部门的组织结构。

图3 WfX 18-2期间的G39组织结构

为了保持演习期间对信息环境的理解，将信息战情报支援（ISTIO）小组整编到G39内是非常关键的。信息战情报支援由2名情报上尉、1名信号准尉和1名情报士官组成。该小组建立特定信息战的情报收集计划，确保军队的建制情报收集资产和上级情报收集资产遵循信息需求。

更重要的是，信息战情报支援小组评估军队信息战效能的能力，可通过清晰的关于敌方降级和被毁的C4I网络的作战图，为军队指挥官提供增强的态势感知。若没有该小组，军队信息战的效果就不会这么及时或成功。

G39还在信息战目标确定小组内加入了G3（作战行动）火力小分队。火力小分队由信息战少校、心理战上尉、赛博电磁活动一级准尉组成。该小组承担火力小分队的目标确定优先事项，并确保这些优先事项位列军队高回报目标清单，并与军队的火力概念相结合。

第1军空间支援分队（SSE）是常驻地和前方基地G39部门的组成部分。空间支援分队通常会扩充一支陆军空间支援小组，以提供对空间事件的连续覆盖并为军队提供增强的空间能力。陆军空间支援小组和空间支援分队专注于资源整合，为军队参谋机构提供增强的空间力量，以便随着作战行动的开展持续进行任务分析和战场特征描述。通过持续关注空中红外数据，陆军空间支援小组可为当前的作战行动提供协助。通过标绘这些数据并监控趋势，该支援小组能够与G2当前在联合作战情报中心的作战行动部门合作，并为资产转移提供建议。

这项活动使第1军能够确认敌方位置，并根据空中的情报、监视和侦察资产来进一步确定目标。陆军空间支援小组还对敌方干扰的效果进行分析，同时监测战场上的干扰活动趋势，以便为致命火力打击提供可命中目标的数据。此外，该支援小组还为G6部门提供每日的GPS精确度数据，用于机动和火力规划；并提供空间天气和环境数据，使G6部门保持与上级、相邻和下级单位的通信。陆军空间支援小组为战斗航空旅、军队工程师部门和G39提供图像，以协助分支机构的规划。利用陆军空间支援小组，空间支援分队能够专注于利用G39的其他非致命火力和致命火力来实现分层的特殊技术效果，从而为机动作战提供支持。

建 议

作者建议军队和师级编队能够考虑复制图3的组织结构。这种结构有效地促进了信息相关能力（IRC）、情报和目标支持与G39的整合并增强了规划和目标确定的效率。这种结构就好比是催化剂，使G39、G2、G3和G3火力部门和军队指挥官之间能够共享对信息环境和军队可用的信息战能力的理解。

此外，作者建议增加一名35系列（情报）准尉和一名131系列（目标确定）准尉，作为G39参谋部的永久成员。这将使G39部门能够增加对收集和目标确定过程的贡献和理解。另一种方法是依靠G2和G3火力部门的情报分析员和目标确定官员。当面对快节奏作战并且竞争优先级增加时，别的参谋机构是否能够专门为G39的信息战提供专业支持是值得怀疑的。

上面提到的这些在组织结构方面的建议增加了G39部门内的人员编制。长期以来，国防部的领导人一直在探讨信息作战行动的重要性，以及美国陆军为何在信息环境中经常做出失败的战略。尽管如此，仍没有在军级和师级增加信息作战行动单位和信息战能力结构。上述建议可能有助于改善陆军在信息环境中战斗和获胜的方式。

作者的最终建议是，利用所有可用的权力和信息相关能力来获得对抗敌方C4I结构的信息优势。信息作战行动，更具体地说是信息战，不仅限于非致命性火力打击。作者认为，信息战被冠以“非致命火力”的头衔是多年来以叙述战争、思想战争或感知管理等反叛乱概念为中心所造成的结果。此外，非致命火力通常用于解释信息作战行动的作用，因为多年来，结果往往是定性的，难以衡量。如在WfX 18-2中，第1军G39部门的重心不仅限于非致命火力，因为它综合使用了电子战、心理战和其他信息相关的能力，对敌方的C4I系统实施物理破坏。

在与近似匹敌的威胁作战时，信息作战行动的实施者和陆军领导层需要进一步考虑自全球反恐战争爆发以来信息作战行动的使用方式。领导者必须允许规划者扩大信息作战行动和信息战的计划和执行范围。这要求指挥官提高创造力，推进参谋机构的整合，并促进可能会扩大备选方案的规划。

最后，G39规划人员，无论是信息作战行动、心理战、电子战、赛博、空间还是任何其他作战职能，都必须积极执行并利用创造的机会。G39规划人员必须主动进行跨参谋机构的整合，打破任何内部和外部的成功障碍。

本文来源：防务快讯

本文作者：李皓昱

投稿邮箱：liuyali@c2.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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