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 进步 民主 科学 ——从许德珩与邓稼先的人生谈五四精神与“两弹一星”精神

来源：中国核学会

1919年5月4日，中国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

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巨响。

历史的车轮在这片苦难大地上隆隆碾过，中国青年对于“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追求却是前赴后继、百年不渝。

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之际，我们特别追忆终生以“五四青年”自居、自律的革命老人许德珩与他终生引以自豪的女婿邓稼先的故事。以此深情缅怀许德珩、邓稼先两位先辈光辉灿烂的一生。两位先辈虽然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却拥有一颗相同的爱国之心、爱人民之心，同样为国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在人生紧要关头做出的历史选择与取舍，对科学永不言弃、刻苦钻研的精神，不迷信权威、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对国家、对民族的拳拳之心，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他们以生命弘扬了五四精神和“两弹一星”精神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许德珩是个传奇式的人物：他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是“五四宣言”的起草者，却并不满意五四运动的结果；他曾做过北伐革命军政治部代主任，又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先后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亲手创建了九三学社，连任九三学社第一至七届中央主席，却又在89岁高龄时以个人身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纵观许老一生，五四运动是他事业的起点，北大是他永恒的精神家园。无论遭逢际遇如何，无论历史洪流怎样左右，许老身上的“五四”风骨始终未曾改变，他是五四运动的发起者，更是五四精神最忠实的传承人。

在各个民主党派的领导人中，许德珩先生是比较特殊的一位：从在北京大学读书一直到1979年，他虽然身为无党派人士或民主党派领导人，都始终是一个新民主主义者。在各种形式的斗争中，许德珩先生都坚定地站在了中国共产党的一边，而并非像其他民主人士一样，希望在国共两党之间不偏不倚，走出一条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中间路线。

许德珩的女儿许鹿希就读于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在北大医学院、北京医学院、北京医科大学工作，其丈夫为我国著名核武器专家、两弹元勋邓稼先院士。

许德珩先生有一个习惯，全家人一起吃饭时，他经常讲一段他过去的经历，从辛亥革命一直讲到北平解放。1957年初夏的一个傍晚，许德珩老人全家人坐在院子里乘凉。此时，许老老调重弹，把他在五四运动中的经历给大家又讲述了一遍。这一次，他的女婿邓稼先又一次听到这个故事后，忍不住问：“当时您在蔡元培校长的帮助下好不容易读完了北大，还有两个月就毕业了。但为了救国，您不惜舍弃自己的一切。您这么干，就不为自己的前途着想吗？”听了女婿的问题，许德珩回答说：1919年5月3日晚上，我们北大全体学生与各校的代表一起开会。同学们群情激愤，高声呐喊：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失败了！胶州要亡了，中国要亡了！我们要把国家兴亡担在自己的肩上。要么救中国，要么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岳父的这番话在邓稼先心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   

一年后，邓稼先接受了为祖国研制核武器的任务：受命担任国家原子弹工程的理论部主任。为了出色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他献出了自己的全部生命，最终英年早逝——他以他的生命弘扬了五四精神和“两弹一星”精神。

1964年10月16日晚上，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发布后，人们又蹦又跳，高兴极了。那年，许德珩先生已是74岁的老人，他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拿着号外，站在客厅里，高兴地连声说:太好了!太好了!并向正在家中探访的老朋友中科院副院长严济慈问道:“是谁有这么大的本事，把原子弹给搞出来了?”严济慈先生立刻笑了起来，说:“嘿!你还问我?去问你的女婿呀!”一语道破，许德珩恍然大悟，于是，两位老朋友都哈哈地大笑了起来……”

邓家与许家是世交。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蛰与许德珩同在北京大学任教，他们是好友。那时的邓稼先是个顽皮的孩子。许德珩与夫人劳君展到邓家做客时，邓稼先一边双手抓着门框用身体荡秋千，一边向父母亲通报来客人了。许德珩对夫人劳君展说：“邓家的孩子这么淘气呀！”1950年8月，邓稼先在获得美国普渡大学博士学位后的第9天即返回祖国。1951年，时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的邓稼先加入了九三学社。当时，许德珩担任九三学社中央理事会主席，他们成为了同志。1953年，邓稼先与许德珩的女儿许鹿希结婚，成为了许家的一员。许德珩和夫人劳君展当面称呼他“稼先”，两人私下谈话时称呼他为“邓孩子”，视如己出。

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邓稼先的女儿决心把握住这个难得的机会上大学。她每天下班后抓紧时间补习没有学过的初中和高中知识。邓稼先出差回北京时，每天晚上给女儿辅导数学和物理。女儿和儿子遇到难题时更愿意向邓稼先的搭档、邻居于敏叔叔求教。他们说于叔叔讲题那叫一个清楚，比我爸强多了。邓稼先听后无奈地笑着摇头。1978年夏天，高考成绩公布以后，邓稼先认为女儿和儿子的成绩不理想，他对岳父许德珩说这两个孩子考得不好。许德珩马上对他说，“你不能批评他们。你的工作那么忙，整天不在北京，你对他们的帮助有多少？你不能帮助他们就不能批评他们。”这是许德珩对邓稼先的唯一一次责备。在家庭方面，他们对于后代的成长是那样的关注和呵护。在社会方面，他们都热爱祖国，追随中国共产党。

在三年灾害期间，有很多人饿死了，更多人因饥饿而浮肿。邓稼先领导的原子弹研制理论组每天需要工作十几个小时，青年技术人员每天忍着饥饿坚持工作。1960年春节，大家一起包饺子过年，理论组几十人，只有一斤白菜一斤肉，一斤面。大家不让南方来的同事包，生怕他们不熟悉包饺子，把宝贵的菜和肉煮到汤里面。那时，许德珩夫妇，邓以蛰夫妇把节省下来的粮票支援邓稼先；许鹿希省吃俭用给邓稼先买饼干；邓稼先把饼干和粮票分给大家用。其实，这一点点粮票、饼干，对于那几十位刚刚毕业不久且工作劳累的青年大学生来说，真是九牛一毛，画饼充饥呀！但是，邓稼先这种以身作则，关心他人的精神深深地感染着大家，鼓舞着大家齐心协力，共同战胜困难。大家把老邓视为兄长，而不是领导。有一次进行模型计算时，邓稼先睡不着觉，他凌晨三点来到机房检查计算结果。为了核实一组数据，他把已经睡觉的同志叫起来询问。等他们问题搞清楚了，天已经亮了。邓稼先问同事，昨晚你们吃夜宵了吗？你们饿不饿？同事回答说，饭还吃不饱呢，哪有粮票吃夜宵呀。这时，邓稼先从兜里拿出几斤粮票，分给在场的同事每人四两。事情虽然已经过去40多年了，回想起来，当时的同事依然十分激动，他们说，“那时候，每人每月只有28斤粮票，又没有副食，粮票是多么珍贵呀！当时，我们拿着老邓给的这四两粮票的感觉，今天就是给我四两黄金也无法相比！现在想起来，我们不应该收老邓的粮票，因为大家每月都只有28斤粮票。”邓稼先的继任者胡思得院士回忆说，当时去国防科工委汇报工作时谈得时间较长，会议结束时已经过了食堂开饭的时间。这时，邓稼先就拿出10元钱请大家在沙锅居吃一顿。他把剩下的钱全部买成火烧，带回家去吃。邓稼先单位的司机师傅曾经问邓稼先：“为什么大家出去吃饭总是你花钱？”邓稼先说，“只有跟三个人出去的时候不用我付钱，这三个人就是钱三强、王淦昌和彭桓武，他们是我的老师，地位比我高。”

许德珩先生在参加会议时，经常会遇到聂荣臻、张爱萍和钱三强等同志，尽管彼此之间熟悉，但是他们见面时从来没有谈起过邓稼先。在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许德珩先生的老友，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严济慈曾经夸奖邓稼先了不起。许德珩先生另外一次了解邓稼先的工作情况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九三学社的一次会议上，王淦昌院士走过来对许德珩先生说：“许老，稼先的工作很有成绩啊！”许老听后十分高兴，对王老说：“你们要多帮助他。”著名物理学家王淦昌教授生前曾经担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在核武器研制过程当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许德珩先生尊称他为王老师。

1956年，邓稼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生追求民主与科学，一生拥护中国共产党的许德珩先生，于1978年以89岁高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许德珩先生在自己回忆录的最后部分写到：我能在垂暮之年，由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我感到无限光荣。我要永远为党工作，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死而后已。

邓稼先去世后，客厅一直保持着原来的模样

起初，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分配给邓稼先一套两居室的楼房。后来，给他调到一套三居室居住，直到他去世。他家里没有沙发，家具也十分简单，除了书架、桌子和床以外没有什么摆设。去世之前一年，邓稼先被任命为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副部长级。他本有资格搬到部长公寓去住，但是他没有搬。许鹿希一直住在那套三居室的老房子里面。现在还在用的，唯一的两个单人沙发是1971年接待回国探亲的杨振宁博士时从单位借来的。

许鹿希曾经对杨振宁教授说，中国研究核武器的开支比其他国家少很多。杨先生听后摇了摇头说：“若算上科学家的生命，计算结果就不是这样了。”的确，在国家经济和技术基础十分薄弱、工作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我们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掌握“两弹一星”等尖端技术，中国的科学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甚至生命。

1985年，邓稼先发现身患癌症。1986年3月，他预感到生命给自己留下的日子已经不多了。在医院，他不止一次地对许鹿希说：“我有两件事必须做完，那一份建议书和那一本书。”他翻着堆在床头桌上的两尺多高的书籍和资料，想到了什么问题马上就给九院领导打电话。从住院到逝世的363天，邓稼先在病房工作了333天，完成了《建议》，和20多万字的《群论》，这部为新进九院的科技工作者辅导授课“群论基本概念与理论”的讲义整理而成的专著，他本打算写40多万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个月，病痛的折磨使他不得不停下笔来。写建议书时他开始做化疗，向血管内点滴药水，一次治疗要好几个小时，他只能躺着或靠着，边做治疗边看材料。坐在身旁的许鹿希不断轻轻地给他擦拭满头的虚汗。他和同志们反复商讨，并由邓稼先和于敏二人在1986年4月2日联合署名，写成了一份给中央的关于我国核武器发展的极为重要的建议书。这是为中国领导人做最后决策提供的重要参考材料。

在这份建议书中，邓稼先大声疾呼：不能让外国人落得我们太远！正是在邓稼先、于敏的这个建议下，我国赶在世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签署之前把二代核武器拿到手，完成了预定的目标。1996年7月29日，在成功地进行了又一次地下核试验之后，中国宣布从1996年7月30日起暂停核试验。这一天，恰是十年前邓稼先逝世的日子。

邓稼先逝世三年后，又一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奖金1000元。许鹿希教授把奖金赠给了核武器研究院的青年科协，她同时在信中写道：“……一个人靠脊梁才能直立，一个国家靠铁脊梁才能挺立。研究院的工作能使中国挺立得更高更强，青年同志们会为自己的工作感到骄傲。同时，在你们身边有和邓稼先共事多年，有的至今仍在奋战不息的元勋们。因此，青年同志们会感到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十分幸福……”

在许鹿希50岁生日时，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父亲许德珩先生给她写了一首诗：“汝年已半百，如日正中天；学业依时进，教习勤钻研；儿女能向上，爱国心志坚；夫婿业超群，现代化居先；我年虽近迈，深望你们贤。”诗中对女婿邓稼先的事业由衷赞赏。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去世，终年62岁。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不能让外国人落得我们太远。”当中央领导同志询问许鹿希有什么困难和要求时，许鹿希的要求是：“请派个医疗队给基地的同志们检查一次身体，他们的生活太艰苦了……”

1986年邓稼先逝世时许德珩先生已96岁，正在生病住院的老人涕泪交流，他亲笔题写了大幅白绫挽幛：稼先逝世，我极悲痛！

“如果一个国家很强大的话，洋人就成外宾了，他们来访问，交流文化，和你做生意，他们愿意友好地和你做朋友。可如果一个国家很贫穷，很落后，洋人就变成了鬼子了，他们抢劫、烧杀、凌辱、占土地……”许鹿希先生的话强烈地震憾着每一个青年人的心灵，也让我们明白了许德珩、邓稼先他们那一代人可以忍受一切苦难的原因。

为了中国的核事业，为了祖国强大，为了民族振兴，邓稼先放弃了自我的所有需求，毫无保留地为祖国贡献出自己的青春、毕生智慧和宝贵生命；而许鹿希为支持丈夫的工作，为了让他毫无后顾之忧、全身心地投入国家的科研工作，她放开了丈夫温暖的怀抱、放弃了个人的幸福、把她的青春、把她的全身心的爱，奉献给了那个特殊的时代。从1958年到1986年，邓稼先在我国核武器发展的秘密历程中默默奋斗了28年，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从1986年到今天，他的夫人许鹿希教授又在这一伟大历程中默默追寻了30多年，天长地久，此情绵绵……

“我今年91岁了，稼先比我大5岁。他如果在世，应该96岁了……”今天再次谈起邓稼先，许教授教授依然沉浸在对丈夫无限地思念中。

新时代传承、弘扬五四精神和“两弹一星”精神

1979年，五四运动60周年纪念日前夕，北京大学的学生代表请许德珩先生为他们题词。许老写了这样三句话：

身无分文，心忧天下；面壁十年，志在救民；以此自励，奋斗终生。

“身无分文，心忧天下”说的是毛泽东同志，出身于普通农民家庭，但是怀有改造中国的远大抱负，对中国做出了伟大的贡献。“面壁十年，志在救民”说的是周恩来同志，他刻苦学习的目的是为了为人民创造幸福的生活。许老勉励青年人，树立远大的理想和正确的人生观，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尽一份责任和义务。

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从清政府到民国北京政府无不卑躬屈膝、俯首听命。他们签订的那些丧权辱国的条约，把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的附庸国。反帝的任务历史地落在了五四青年的身上。

今天，我们纪念五四运动，怀念当年那些为了国家的兴亡而生死与之的热血青年，就应当了解、研究他们的人生发展历程，从他们的经历中求索国家、社会和人生的真谛，择善而从。

五四运动孕育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伟大五四精神，这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生动写照，是激励一代代有志青年拼搏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

20世纪50年代，面对帝国主义核威胁、核讹诈，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审时度势，高瞻远瞩，果断决定研制原子弹、导弹、人造地球卫星。在为“两弹一星”事业进行的奋斗中，广大研制工作者培育和发扬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它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和科学精神的体现，是中国人民在20世纪为中华民族创造的新的宝贵精神财富。

无论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伟大五四精神，还是激励和鼓舞了几代人的两弹一星’精神，都有一个共同的源头，就是爱国的精神；都在发挥一个共同的作用，就是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陈晓鹏  杨新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