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文化与民族植物学

来源：科学杂志1915

作者：裴盛基

中国茶文化历史悠久，内容丰富，从历史角度看，茶被西方人称为“一片东方小树叶”，它直接影响了中国国运的兴衰和社会发展。民族植物学为茶文化研究提供了跨学科的研究手段和方法，栽培茶的起源、茶的传统知识和茶的信仰文化与传播文化等，是进行茶文化民族植物学研究的重要切入点。

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文字记载的茶文化自《尔雅》算起已有二三千年的历史，茶文化由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是中国对世界文明做出的重要贡献。有关茶文化的研究，从古至今，文人、墨客、商贾、禅道、普通黎民百姓多有著述，流传也较广，茶道文化的实践更是中国人生活中最常见的社会与文化现象。然而，对茶文化的科学探讨和研究唯科学界较少涉足，仅见于文学艺术、商界和传统中医药学、农史学等领域的部分学者的论述，其原因之一就是缺乏研究茶文化的科学方法。民族植物学作为一门研究人与植物相互作用的学科，为茶文化研究提供了一种科学的手段。

自然界的植物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受重视，当今科学界谈论的热门植物话题之一是影响世界的七种重要植物，即茶叶、咖啡、烟草、甘蔗、罂粟、橡胶和金鸡纳树（cinchona tree）。19世纪以前，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茶叶出口国，茶的世界贸易全靠中国，因而引起西方列强掠夺侵略的强烈欲望。由于贸易的不平衡，英帝国主义在19世纪上半叶对中国发动了两次鸦片战争，迫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历史证明，当时被西方人称为“一片东方小树叶”——茶的重要性远远超出了作为一种天然植物饮料的地位，而直接影响到国运的兴衰和历史的转折。因此，全面认识和深入研究包括茶和其他许多重要植物在内的天然植物资源所具有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和文化价值，不但必要且十分重要，茶文化的研究应当引起我国科学界的高度重视，并深入研究。

从民族植物学的观点来看，探讨茶文化是基于人类与茶树长期相互作用的过程及其结果。笔者认为，茶文化的民族植物学研究应从栽培茶的起源、茶的传统知识和茶的信仰文化与传播文化这三条主线展开。

栽培茶的起源

应用民族植物学方法研究栽培植物起源，在国内外已获得若干重要进展。美国、墨西哥、秘鲁、印度等国家在马铃薯、玉米、薏仁米、印度豆薯（Flemingia tuberosa）等栽培植物方面，以及我国学者近年对水稻、柑橘、荞麦、苹果、荔枝等野生近缘种的调查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进展 [1,2]。我国青年学者陈进于2003年完成的成果“栽培茶的起源与遗传多样性的研究”，运用民族植物学方法对大叶茶栽培的起源进行了深入研究，结果发现云南南部澜沧江中下游地区的布朗、佤、德昂、哈尼等民族极有可能是世界上最早栽培大叶茶的民族 [2]。2014—2016年间，裴盛基等应用民族植物学方法对澜沧江中游凤庆县及云县境内栽培茶和野生茶的分布和民族民间传统知识进行调查研究，为大叶茶栽培的起源提供了更多的科学资料 [3]。

栽培植物的起源是研究人类农业文明起源的重要内容。运用民族植物学方法研究栽培茶的起源，是从栽培茶的原植物、原生境、原住民族入手，进行实地考察，获取研究凭证和翔实可靠的第一手信息与数据，再结合历史文献考证得出令人信服的科学结论。确定栽培茶起源的重要依据有栽培茶的野生近缘种（wild relative species）分布状况，栽培茶遗传种质资源的多样性和民族茶文化的丰富性等。

近年来，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民族植物学研究团队在云南调查研究中，发现栽培茶及其近缘种共计10种，其中7种为栽培半野生种，即茶（Camellia sinensis var. sinensis）、普洱茶（Camellia sinensis var. assamica）、大理茶（Camellia taliensis）、德宏茶（Camellia sinensis var. tehungensis）、秃房茶（Camellia gymnogyna）、厚轴茶（Camellia crassicolumma）和大厂茶（Camellia tachangensis var. tachangensis），它们在分布区被作为制茶原料进行传统利用；山茶属中系统演化亲缘关系相近的野生茶包括：大苞茶（Camellia grandibracteata）、毛萼广西茶（Camellia kwangsiensis var. kwangnanica）、梳齿大厂茶（Camellia tachangensis var. remoteserrata）3种野生种 [1,4]。这10种植物在亲缘关系上与栽培茶相近，可认定是栽培茶的近缘种 [1]。云南分布有如此丰富的栽培茶近缘种，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它为研究栽培茶起源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现代分子生物学，特别是DNA技术和基因组学的迅速发展，为遗传多样性研究提供了新方法。然而，民间分类知识体系的研究同样能为现代遗传学研究提供重要依据和佐证。云南凤庆和云县白莺山等地的民族植物学调查表明：在古茶群落的分布区有野生大理茶和栽培茶的不同品种。当地民族早已建立了传统的茶树分类系统，将野生和半野生的茶树称为“本山茶”（如大理茶种）、“大山茶”（如大理茶）；而将外来引种栽培的茶分为“勐库茶”（如普洱茶）、“丛茶”（如茶）、“红苞茶”（如大理茶）、“栽培大山茶”（如大理茶）、“栽培本山茶”（如大理茶）以及阿维茶、黑条子茶等 [3]。许多民间分类的依据，或者是茶树的生物学特性，或者是文化特征（即文化物种）。而茶树的遗传多样性，则包括从野生种到不同栽培种、变种、地理小种和种群的遗传差异。因此，多学科研究茶文化的途径是值得倡导的科学方法。

对于栽培茶起源的研究，从民族文化入手十分必要。民族语言是一个重要标志，考古资料表明，湖南马王堆出土的公元前168年的简文和帛书中已有“梋”“槚”的记载，据考证，“梋”“槚”就是古代最早对茶的称谓。之后又有“荼”和“茗”之称，直到近代仍在沿用。在云南大叶茶核心产区的澜沧江中下游地区，种茶最多的几个民族群体的民族语言中“茶”的名称中均有一个“腊”（La）字，比如佤族把茶叫作“腊”，布朗族和德昂族也叫“腊”，彝族叫作“腊披”（Lapi），傣族叫作“椰腊”（Yela）等 [2,3]，茶在种茶民族中的发音恰恰对应了栽培大叶茶的原产地民族的分布及其迁徙历史，以及他们的种茶历史。

民族文化与栽培茶起源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族生存环境及其生计方式，茶树自然分布于亚洲热带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地区，是典型的森林树种，最早认识和驯化茶树的民族应是长期生活在这一地区的森林民族。考古学和民族学研究表明，澜沧江中下游广大地区早在3000年前，就生活着热带山地森林民族族群——百濮民族，即现今的佤、布朗、德昂等民族的祖先，以及哈尼、彝、基诺、拉祜等民族 [3]。这些民族的生计方式都是建立在森林植物资源及其环境容量的基础之上，直到半个世纪以前，他们还高度依赖包括刀耕火种在内的各种森林农业生产方式，同森林里常见的茶树及其近缘种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积累了极其丰富的利用茶树植物资源的知识，为野生茶树的人工驯化奠定了发展基础。

云南凤庆香竹箐古茶王

云南双江冰岛古茶树

云南热带山地森林茶园

云南勐海布朗山古茶园

茶的传统知识研究

民族植物学的核心内容是研究人类过去、现在和未来利用植物的传统知识（traditional knowledge）。这里所讲的传统知识是指由民间创立和积累的知识，有别于科学知识（scientific knowledge），科学知识是由专门的研究机构创立和发展起来的知识，传统知识和科学知识这两大知识体系都是人类社会创立和发展起来的宝贵财富。有关利用茶的传统知识在我国民族民间特别丰富，居世界之首。

传统知识作为文化表达的载体，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和生产实践中。1992年在巴西里约通过的《国际生物多样性公约》正文第8条“就地保护”第（j）款中明确规定：“依照国家立法，尊重、保存和维持土著和地方社区体现传统生活方式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持久使用相关的知识、创新和做法并促进其广泛应用”，这里所讲的知识就是传统知识 [5]。2002年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召开的世界科学大会上通过的《科学为可持续发展服务》的宣言里，对传统知识做出的表述是：“传统知识是认识、解释和表意的精密复合体，是一种文化的综合体，存在于语音、名称、分类系统和资源利用、实践和精神信念及世界观之中。”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官方文件中对传统知识做出的界定是：“传统知识是指基于传统所产生的文学、艺术或科学作品、表演、发明、科学发现、外观设计、标志、名称及符号、未公开的信息，以及一切其他工业、科学、文学或艺术领域内的智力活动所产生的基于传统的革新与创造” [1]。“基于传统”是指代代相传，属于特定人群或地域，并不断随环境变化而发展的知识体系、创造、革新和文化的表达。因此，传统知识就是传统的科学认知和实践所产生的知识，是文化的载体。2014年国家环境保护部正式发布了题为《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分类、调查与编目技术规定（试行）》的公告，为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的分类调查提供了进一步的科学和政策依据 [6]。上述这些国际法、国内法规和国际科学界的共识，为茶的传统知识的科学评价提供了基本依据，也为茶的民族植物学研究提供了支持。

茶的传统知识内容相当丰富，包括从野生茶的利用、野生茶的引种驯化、人工栽培、制茶工艺技术，到将茶用于医疗保健、饮料、食品、染色、制造业原料等。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和不同历史时期，人类对茶的利用也不尽相同，随传承而发展和创新，从民族植物学的观点来看，人类对茶的利用的传统知识是动态发展的知识，是随着时间、空间的变化而变化的知识。茶的民族植物学研究包括与茶文化相关的人类利用茶的传统知识，研究方法从记载、描述、定性分析到定量分析，都已经比较成熟。在民族民间利用茶的传统知识调查、整理、编目和定性描述方面，一般采用民族植物学调查的“5W”法。这是民族植物学研究的经典方法之一，代表民族植物学访谈调查中的5个关键问题，即什么植物（What），谁是利用者（Who），什么地方的植物（Where），何时利用（When），如何利用（How） [1]。通过访谈，获取凭证标本和相关传统知识的信息，进行定性描述和民族植物学编目，对研究地区有关茶的分布、利用状况进行描述和评价。

为进一步分析取证量化传统知识，还可采用民族植物学的定量研究方法，包括：利用价值指数（UV）、文化价值指数（CV）、食用文化重要性指数（CII）、信息一致性指数（ICF/FIC/IAR）、相对重要性（RI）、相对引用频率（RFC）、一致性水平（FL）、知识丰富性指数（KRI）与知识共享性指数（KSI）以及Jaccard指数（JI）等民族植物学定量分析方法 [7]。

研究茶的传统知识对茶树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茶叶新产品开发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自1980年代以来，普洱茶逐渐在国内外茶叶市场上流行成风，其主要原因是由于普洱茶的原产地——云南，利用大叶茶作为制茶原料，并采用传统制茶工艺生产普洱生茶和普洱熟茶，使得普洱茶的色、香、味品质和营养保健价值等得到市场高度认可，从而使原产地传统栽培茶树的方式——森林茶园得到保护和发展，逐步改变了人们对云南大叶茶产区一度推行的所谓改造“低产茶园”（即森林茶园）的错误认识和不当的价值评价，这一认识转变十分有利于云南茶树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与此同时，近年来，茶的新产品开发也从民族民间传统利用茶的知识和方法等原创知识中获得了创新的线索和源泉，比如，已摸索出普洱熟茶加工新工艺，大大缩短了原先自然存放熟化的时间；利用佤、布朗、拉祜等产地的民族民间制作茶酱[当地民族通称其为“缅”（Mian）]的传统知识，加快了现代茶膏等速溶茶产品的开发；借鉴西双版纳傣族民间用普洱大叶茶汤浴面和护肤的传统知识，开发出山茶系列护肤美容产品等，都是一些成功事例。

西双版纳基诺族的传统贮茶器具——竹筒

茶的信仰文化与传播文化

从古至今，我国的茶文化信仰历史悠久，古籍中记载“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毒，遇茶而解”，这虽是民间广为流传的美言与神话，然而茶的“解毒”功能值得深入研究，传统医药中所指的“毒”并非现代药物的“毒性物质”或“毒性药物”，而是泛指对人体有害的代谢物质。我国民间对饮茶的信仰中，赋予了茶很多的“解”或“祛”功能，如饮茶能解渴、解乏、解困、解酒、解油、解晕、祛火、祛口中葱蒜异味等，这都是民间的饮食文化信仰和药食保健信仰。在精神文化层面上，人们以茶待客，以茶会友，以茶敬祖乃至佛教、道教、民族民间宗教中的敬茶礼茶，向朝廷贡茶，在寺庙或修道之处禅茶等，都是因茶而兴起的民族传统信仰文化。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茶的信仰文化与中医药文化、饮食文化、养生文化等同样，闻名于中外，成为我国传统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珍视和传承，也值得深入研究，进行科学合理的解读。民族植物学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至今少有人涉足，值得探索和研究。云南种植茶民族的茶文化在信仰层面的历史和现状尤其值得研究，西双版纳布朗族传统信奉“茶神”“茶祖”，并按传统规制进行祭拜，至今仍然流行。凤庆、云县一带产茶区有传统“斗茶会”的习俗，相当于当今的茶展、茶博会，人们用民间的传统方法和标准，评选优质茶产品和制作工艺，并在竞选过程中充分享受茶，为当地各族人民带来了精神文化享受和乐趣，成为当地民间传统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3]。

茶文化从中国到世界的传播也是中外文明交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深入研究。在我国云南和四川产茶地区，以及西藏、青海、内蒙古、新疆等草原地区，自唐朝以来就有“茶马互市”和“茶马古道”的存在，这不仅是各民族间物产贸易交流的历史见证，也是不同自然资源环境地区间的“生计互补”方式。“茶马互市”在云南其他地区同样存在，还有“茶粮交换”的生计互补形式，如西双版纳山地种茶民族，从山上森林茶园里采得茶叶，来换取位于河谷坝子里傣族栽种的稻米，以补充山地粮食生产的不足，减轻了山地刀耕火种对森林砍伐的影响 [1]。

自古以来，茶叶就是“一带一路”的重要交易物资，中国茶叶远销至中亚、南亚、东南亚、西非、北非、欧洲等地，茶叶是世界范围内传播和流通的重要物质。18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把中国茶树引入南亚殖民地的印度东部和斯里兰卡，主要生产红茶，从而逐步取代了中国茶叶在世界贸易中的主导地位；之后，中国茶叶大多行销于国内和沿边贸易，“一带一路”传统进口中国茶叶的国家   进口茶叶的态势仍经久不衰，形成了中国茶文化与这些地区的文化互鉴的良好态势，也说明中国传统茶文化在“一带一路”国家的交流传播和影响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和很高的接受程度。特别受欢迎的是在东南亚和东亚地区盛行的绿茶和普洱茶，在中亚、南亚和阿拉伯地区盛行的普洱茶紧压生饼和熟饼，以及中国红茶等。中国茶叶及其伴随的茶文化，在“一带一路”国家交流传播的历史是不同文明之间交流互鉴的历史；不同经济体之间的生计互补和经济互惠历史，实现了不同文明因交流而丰富的结果，这种因互鉴而发展的互利互惠的例证，值得民族植物学家应用跨文化交流和资源环境生计互利的方式，开展深入研究，为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做出更大贡献。

中国茶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茶文化研究具有从物质到非物质文化多个层面的丰富内容，需要多学科共同研究。目前，从民族植物学的角度研究中国茶文化尚处于探索阶段，笔者提出栽培茶的起源、茶的传统知识和茶的信仰文化与传播文化研究等方面，作为茶文化的民族植物学研究的主线，并不意味着仅仅局限于这些方面，茶文化的其他方面，诸如茶树生态文化、茶叶民俗文化、茶艺文化、茶商文化、制茶工艺文化，以及“一带一路”茶文化、茶文化比较研究等，都值得深入研究，都将促进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弘扬和发展。

裴盛基：研究员，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