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科学出版社
▲2003年6 月27 日,在中国工程院举行的座谈会上,王大珩院士(左)同葛能全交谈
我仰识王大珩先生,是听钱三强先生讲故事开始的。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些故事至今记忆犹新,并且一直在对我起着教育作用。
钱三强和王大珩上小学时就在孔德学校同过学,后又在清华大学物理系同窗四年。毕业后先后出国留学,钱三强到巴黎居里实验室读博士从事核物理研究,王大珩去伦敦大学帝国学院专攻应用光学。他们目睹了日寇在中国的侵略行径,还同在欧洲亲历了二战灾难……。因此,他们之间的故事很多而且精彩。
钱三强最乐道的,是王大珩为了国家日后需要主动放弃在读博士学位改做光学玻璃实验师这件事,每回说到,他钦佩之情溢于言表。记得20 世纪80 年代初国家准备建立学位制,钱先生被任命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首届副主任委员。他很上心这个兼职,因为他认为建立学位制“实质上应该看作是在人才培养上消除半封建半殖民地痕迹的一个内容”。
1982 年2 月,在一次学位工作座谈会上,钱三强感触颇深地讲起旧时中国知识界看待博士学位的心态,说当时在大学当教授的,非得有外国的博士学位不可,没有博士学位最多只能当到副教授,还让人看不起。钱先生举了刘半农作例子,说胡适经常流露出看不起“土包子”刘半农,刘为了争这口气,到法国去学语言学,两年得了文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学术界对他就刮目相看了。
接着,钱先生对比讲了王大珩先生,说他硬是主动放弃在读的博士研究,去昌司公司做光学玻璃实验师,因为光学玻璃生产技术对将来国家发展很需要,而当时没有旁人做。钱先生说:“大珩不是不知道没有博士学位对个人的不利影响,但他为了国家将来需要,做了与众不同的选择,在那个时候真是难得”。
钱先生还讲过战后和王先生重逢约定回国的经过。1945 年二战刚结束,已经升任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研究员的钱三强,被派往英国学习最新发明的核乳胶技术,同时接受中共旅法支部安排在伦敦见了邓发和陈家康,并且得到一份刊载毛泽东新作《论联合政府》的《解放日报》,读后,他“感到文字内容非常有气魄有远见,并且科学性非常之强,直觉的反应是‘孙中山第二’”。
兴奋的钱三强立刻乘火车去伯明翰,把好消息告诉王大珩,他们同游了莎士比亚的故乡斯特拉福镇,在湖面上他们荡桨畅谈,谈了莎翁的剧本,谈了斯诺的《西行漫记》,谈了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从战争谈到了科学技术,分手时他们约定:做好回国准备,为将来建设一个强盛的国家效力。
他们说到做到。就在新中国诞生前夕(1948 年),王大珩、钱三强、何泽慧、彭桓武漂洋渡海回到了阔别的祖国,此后的几十年中,无论遭遇什么境况,他们牢记约定,忠心耿耿,奋斗在各自岗位上,成为共和国的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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