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博士诞生记：谁是中国的第一位博士？

来源：北京日报

博士，在中国古代曾被用于学官名，也曾用于称呼茶坊伙计——“茶博士”。在现代汉语中，博士则是人类教育体系金字塔尖的王冠，教育机构授予的最高一级学位。那顶博士帽，让无数学子、科研工作者孜孜以求。

博士作为学位已有几个世纪，而直到30年前，中国才有了自主培养的第一批博士。

1977年，中国恢复了高考，次年，恢复了研究生招生。被耽误了10年之久的一大批青年，从厂矿、田间重新回到校园，就是在他们中间，诞生了新中国的首批18位博士。

中国博士的第一次学位授予仪式，没有西方舶来的博士服和博士帽，却有着中国特色的隆重——仪式在雄伟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向他们颁发了学位证书。

虽然当时很多人并不清楚“博士”为何物，但首批博士学位的授予，却成为一个历史性事件，记录着重新建立起来的对知识和人才的尊重与期待。

博士“十八罗汉” 

首批博士在学位授予仪式后的合影

1983年5月27日，北京，又一个姹紫嫣红的初夏。坐落在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热闹非凡。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天走进这里的既不是来访的外国首脑，也不是共商国是的人大代表。

这一天，在这座宏伟建筑物里济济一堂的是当时全中国最有学问的群体——中国自主培养的首批博士。

这18个名字注定要载入史册：马中骐、谢惠民、黄朝商、徐功巧、徐文耀、白志东、赵林城、李尚志、范洪义、单墫、苏淳、洪家兴、李绍宽、张荫南、冯玉琳、童裕孙、王建磐、于秀源。

中国自己培养的这18名“土博士”中，有6名来自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6名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4名来自复旦大学，另外两名分别来自华东师范大学和山东大学。除了唯一的工学博士冯玉琳当时在美国读书没有到场外，其余17名博士和他们的老师、校长们，以及一批硕士参加了这次大会。

在北京市石景山区玉泉路寓所内，首批博士之一、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教授马中骐指着书房里的一张照片对记者说：“后排最中间的那个就是我。”照片上题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博士、导师和硕士代表”一行字，成为1983年5月27日的历史定格。

照片上，博士们并没有穿着统一的学位服。因为意义重大，当时博士应该穿什么衣服参加学位授予仪式，也引起了争论，焦点在于要不要像国外一样采用学位服。

那时候中国刚刚改革开放，还不大接受西方的衣着方式，人们的服装以中山装、白衬衫为主，色调集中于黑、白、蓝、灰。像博士服、博士帽这样的特定服装很少为人所知，很多人觉得那像是宗教服装，很怪异。

因为没有定论，最后国家决定，首批博士不配备学位服，而是按照大型会议的惯例，每个人发200元置装费，让博士们自己决定着装。

第一次博士学位授予仪式上，只有王建磐一个人穿了西装，但根本不会打领带，只好向导师求助。马中骐则回忆说：“我当时也没请示什么人，只是觉得中国的第一批博士穿洋装不太好，‘文革’时大家不都穿军便装嘛，我就去买了一套新的军便装，蓝色的确良卡其的。”

首批博士之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李尚志，至今还保留着大会的入场券，粉色的票面上印着他的座位号。那天一位老先生走到他面前问：“你是哪个学校的？”李尚志说：“我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老先生说了句“中科大确实培养了一批人才”，就走开了。

旁边有人兴奋地小声嘀咕：“钱老！”李尚志这才知道，问他话的，竟然是中国科学界泰斗级人物、“两弹一星”元勋钱三强。

下午3时，学位授予仪式开始，当他们从中央领导人手中接过紫红色封面、印有金色国徽的博士学位证书时，新中国首批博士诞生了。这18名博士，后来被人戏称为“十八罗汉”。

这样高规格的学位典礼，在中国乃至世界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国务院学位办公室原主任、原国家教委研究生司司长吴本厦曾撰文回忆说，举行这个仪式的目的是要选出人才、出好人才，在北京集中举行授予仪式，也是为了扩大在国内外的影响。

首批博士之一、复旦大学教授张荫南把1983年5月27日称为“国家学位的‘开国大典’”。

“这是国家的根本大业，虽然当时的培养条件并不是很充分，但百废待举，人才青黄不接，急需自己培养人才。可以说，国家走出了大胆的一步，有了第一步，才有第二步、第三步……”

“比梦都美好。”李尚志这样形容自己博士学位的获得。他甚至觉得那一天美好得不太真实，怕酣梦醒来，自己仍然躺在大巴山的小屋之中，桌上摆着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学习材料。

1970年，李尚志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毕业，回到四川万源县，在公社小学和农村工作队一呆就是8年。“文革”之中，有关知识分子的政策，几乎就是一次又一次的批判、批斗。小学教师身份的李尚志对此已经“习惯”了。

但是，从1977年开始，好消息一个接一个来了。

恢复研究生

1977年，夹在“文革”结束和改革开放之间的年份，像一道分水岭，划开了两个时代。

现在，人们回忆起这个特殊的年份，总会将它和一个改变了千千万万中国人命运的事件结合在一起——恢复高考。

那一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工作，自告奋勇主抓教育和科技工作。当时“四人帮”虽然已经倒台，但“两个估计”，即所谓“新中国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依然沉重地压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头上。

1977年8月4日，邓小平提议举行了一次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请来了包括周培源、童第周、苏步青在内的40多位教育界专家和官员，在人民大会堂畅谈教育。与会者开始并不知道邓小平要来参会，后来，他们发现邓小平几乎每场必到。

会议开始时，大家发言都很谨慎，但谈了两天后，谈话口子越来越大。清华大学的教授在谈到教育质量时说，现在很多人只有小学毕业的程度，补习了8个月就学大学的课程，读了3年就毕业了，根本没有什么真才实学。邓小平听了此发言，当即不满意地说：那就应当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不能叫大学。

与会的学者们越说越激动，湖北大学的查全性教授激动地站起来请求改变当时的大学招生办法，提出在当年就恢复高考，这个建议立刻得到与会科学家的一致赞同。

邓小平问：“今年是不是来不及改了？”情绪激昂的专家们说，“今年改还来得及，最多晚一点。”邓小平说：“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

一锤定音。

恢复高考，不仅是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更是许多个人的人生拐点。恢复高考的历史功绩被无数人感念，不太为人所知的是，比大学本科更高一级的研究生招生，也是在这一年确定恢复。

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宣布当年立即恢复高考。当时国务院批转的文件其实有两个，另一个即《关于高等学校招收研究生的意见》。

中国恢复研究生招生的主推者，同样是邓小平。

1977年8月1日，邓小平在同方毅、刘西尧的谈话中提到：研究生也可以招过去大学读过一两年的大学生。凡是过去处理不当的，有点基础的，可以放到大学，也可以直接放到科学院，成为今年大学招生的重点，当然年龄可能大一点。

几天后，在那次确定恢复高考的座谈会上，邓小平多数时间是安静地听取大家的发言，偶尔的插话中又一次提到了研究生教育：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通过自学达到了较高水平的人，要研究用什么办法、经过什么途径选拔回来。这种人成千上万，要非常注意这部分人，爱护这部分人，千方百计把他们招回来上大学或当研究生。不要定什么名额，这样的人有多少就选多少，可以在名额之外。

当时，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已中断了12年。

早在1951年，中国就已经开始招收研究生，当时主要是由苏联援助中国的专家来教育培养。而这些研究生实际上是“师资研究生”，目的是为新中国培养一批高水平教师。

1957年，国务院批转了《关于今年招收4年制研究生的几点意见》，拟在“师资研究生”之外，培养少量质量较高的相当于苏联副博士水平的研究生，研究生的培养方向开始注重科研工作。

此后，中国的研究生教育一直在“师资研究生”和科研研究生之间摇摆。研究生毕业完全按照国家分配工作，师资研究生毕业了就去高校当助教，科研研究生毕业则进科研院所搞科研。那时候中国还没有学位的概念，研究生就是比本科生高一级的学历。

首批博士之中，马中骐是仅有的一个在恢复研究生招生之前就已经上过研究生的。

1964年，马中骐考上北大物理系研究生，师从著名理论物理学家胡宁。但命运捉弄，只学了一年，“文革”爆发，正常的教学全被打乱。1967年，他回到母校兰州大学，当上了一名物理系助教。“文革”之中，教师水平、能力评价不在学术水平，他的助教一干就是十年。兰大理论物理教研室已经解散，图书馆都关门了，他只好搞点地下科研。

1977年，马中骐的命运迎来了转机。在去大连参加一个会议的途中，他到北京看望了导师胡宁。胡宁告诉他一个好消息：中央允许69届、70届的大学生回原校继续就读，叫做“回炉大学生”。

当时恢复高考的政策尚未出炉，“回炉大学生”的政策显然是来自8月4日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而且与邓小平的讲话直接相关。

有“回炉大学生”，那么也就可能有“回炉研究生”。胡宁惦记着自己的爱徒。

“胡先生问我愿意不愿意当‘回炉研究生’。可以回北大读书，我当然高兴了。”马中骐满心欢喜地去了大连，但当他开会回来再去看望胡宁时，却被告知“‘回炉研究生’行不通”，因为中央没有红头文件，意味着没有编制和经费。

马中骐只好又回到兰州大学教书。几个月之后，国家恢复研究生招生的文件正式下达。马中骐又看到了回北大读书的希望。可当年他已37岁，按照当时的规定，35岁以下才能报考。

希望再次破灭。

波折考研路

国家恢复高考和研究生招生的文件在1977年10月正式下发，这时，早已经过了传统的夏季高考时间，但是整个国家对知识的渴望已经迫不及待。

当年冬天，中国关闭了11年的高考闸门终于再次开启。570万名考生如过江之鲫般涌向考场。这是共和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77级大学生实际上是1978年春季走入的大学校门。

而选拔更高端人才的研究生招生，在1977年让位于高考，一直到转年的5月才开考。

因为年龄超限而不能报考研究生的马中骐，恰恰因为这次研究生考试的“拖后”而得到了机会。

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邓小平在这次大会的讲话中明确指出“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从而澄清了长期束缚科学技术发展的重大理论是非问题，打开了“文化大革命”以来长期禁锢知识分子的桎梏。

科学的春天到来了。

也正是在那次全国科技大会上，马中骐等一批超龄研究生迎来了他们的春天。胡宁等一批老学部委员，向国家提交了一个提案，提出1964年与1965年入学的研究生有一批人才，他们在“文革”时尚未完成学业，恢复研究生把他们排除在外实在可惜，希望能放宽年龄限制。

提案交上去，胡宁等学界泰斗们并没有马上得到回复，但是研究生招生年龄限制的口子，却很快如他们所愿地打开了。

时间到了1978年的4月份，距离研究生报考的最后期限仅剩几天时，马中骐在电影广告栏里看到一个通知：研究生报考年龄放宽到40岁，64级、65级研究生不受年龄限制。

“当时的这一政策真是解放了不少人才。”马中骐感慨。

1978年5月5日，他和另外63500名考生同一时间走进不同的考场，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

研究生入学考试科目包括，政治、外语、基础课和专业课。“文革”十年，中国高等教育几乎是断档的十年，这些科目的难度比以后的研究生考试要相对容易，亦如此前几个月的高考。但对当时一些考生来说，这样的考试已经难上加难。

10年间，他们的手上，过早被镰刀和工厂的机器打满了老茧，考卷对他们已经非常陌生。参加1977年高考的考生中，很多人甚至连真正的初中教育都没有完成，经过一两个月的突击自学就进了高考的考场。而对于满身疮痍的中国来说，也别无他途，只能降格以求，以便尽快培养出一批自己的大学生。同在1978年入学的77级和78级大学生共有40.1万多名，只是参考人数的1/29，与今日中国大学超过70%的录取比例相比，真有云泥之别。

能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的人更是少之又少。

1978年参加研究生考试的学子中，马中骐说自己是“幸运”的。十年的助教生涯，虽然没有得到任何提拔晋升，但他始终没有离开物理教科书。基础课、专业课的考试内容，并没有超出他的授课内容，对他来讲可以说是轻而易举。

胡宁先生当年在北大和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各设了两个研究生名额，高能物理研究所的研究生位置几乎就是为马中骐量身定制。而他的成绩也足以傲视同级，当之无愧。

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中科院成为1978年研究生招生的“大户”。原中科院教育局研究生处处长郁晓民回忆，中科院招收研究生比教育部所属高校的准备要早，因为中科院选取的都是高端人才，不涉及高考。1978年，中科院就成立了研究生院，第一期招生2400人，占到了当年中国研究生总数的近五分之一。

首批博士简况

姓名 学位授予单位 专业 工作单位

白志东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概率统计 东北师范大学

范洪义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理论物理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冯玉琳 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 计算机软件 中科院软件所软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洪家兴 复旦大学 基础数学 复旦大学数学研究所

黄朝商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理论物理 中国科学院

李尚志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基础数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李绍宽 复旦大学 基础数学 东华大学

马中骐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高能物理 中国科学院

单墫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基础数学 南京师范大学

苏淳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概率统计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童裕孙 复旦大学 基础数学 复旦大学

王建磐 华东师范大学 基础数学 华东师范大学

谢惠民 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 运筹学与控制论 苏州大学

徐功巧 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 分子生物学 多伦多大学

徐文耀 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 地磁与高空物理 中国科学院

于秀源 山东大学 基础数学 杭州师范大学

张荫南 复旦大学 基础数学 复旦大学

赵林城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首批博士之一的于秀源，1978年报考的是山东大学研究生。那时，距离他从山东大学数学系毕业已过14载，他的身份是杭州四中校办工厂的工人。

于秀源所在的厂子不太想放他走，但幸好当时中央对工作人员报考研究生的政策很宽松，虽然费了不少周折，厂里最终还是让他报名了。既要工作，又要准备考试，于秀源经历了今天的年轻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他当时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为了准备研究生考试，他只能在工作之余，一边哄孩子一边温书。于秀源回忆，每个晚上，他坐个小板凳，旁边放着竹板子做的童车。他的脚来回蹬着童车，“催眠”躺在里面的小儿子，一只手捧着书，另一只手在一个小方凳上演算题目。

王建磐是首批18位博士中最年轻、也最有传奇性的一位。他同时参加了1977年的高考和1978年的研究生入学考试，同一年拿到了本科和研究生的入学通知书。

“文革”爆发时，王建磐刚刚上完高中，还没来得及参加高考。此后十年中，他当过农民、中学数学老师，还在县剧团当了5年编剧。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王建磐已凭借戏剧创作多次获奖，小有名气。而他参加高考考中的，是与文学编剧毫不相关的华南理工学院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刚刚迈进大学校园不久，王建磐觉得自己最大的爱好还是数学，他在高中时就自学了大学数学课程。正在此时，研究生报名开始了，王建磐报考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著名数学家曹锡华的研究生，又一次顺利通过了考试。

1978年，全国共录取了10708名研究生。研究生不分级别，没有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之分。如果就这样按部就班地学习、毕业，他们就会被统称为“78级研究生”，那18位佼佼者，也不会荣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批博士。

学位制出炉 

“78级研究生”入学时，没有人奢望自己能得到硕士、博士的头衔，这样的名词，对当时中国的大多数人来说甚至是陌生的。

马中骐告诉记者，虽然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博士”这个词，也知道它代表的荣誉，但“博士”并不在中国的教育评价体系内，他也就从未想过自己能成为博士。“那时我们在意的也不是能不能获得什么学位或者称号，能够堂堂正正地搞科研是我们最大的愿望。”

当时的中国，还没有自己的学位制度，研究生就是最高学历，很少有人明确学历和学位的区别和意义。

按照现代教育学概念的区分，研究生属于学历，指人们在教育机构中接受科学、文化知识训练的学习经历；而博士、硕士、学士是学位，标志被授予者的受教育者程度和学术水平达到规定标准的学术称号。

一个是学习的经历，一个是学术的水平，两者有着本质区别，但在中国却被笼统地归于“研究生”。

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已经培养出了于敏、周光召等具有博士水平的研究生。于敏和周光召都在科研领域做出了卓越成就，是我国“两弹一星”的元勋。周光召后来获得过美国纽约市立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等世界知名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却始终不是中国的博士。

现代学位制度在上世纪30年代进入中国。1935年，当时的国民政府曾仿效英美等国的学位体制，颁布了“学位授予法”，但适逢乱世，国家民族危亡之际，这项制度最终没有得到认真施行，中国也就一直没有自己培养授予的博士。

新中国成立后，教育界、科学界曾经两次尝试建立学位制度。

一次是1954年，国务院组织了由林枫、范长江、薛暮桥等13人组成的委员会，开始拟定学位制度。1957年，学位制度草案刚刚完成，却赶上了“反右”运动，学位制度胎死腹中。

第二次是1961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的聂荣臻元帅，领衔起草学位条例。这次的学位条例草案未及完成，又赶上了“文革”。在“阶级斗争为纲”的统领下，学位被视作资产阶级法权范畴，学位条例再次被搁置。

直到1979年，中国再一次开始酝酿建立学位制度，已经入学一年的“78级研究生”，有了成为硕士、博士的机会。

吴本厦是《学位条例》的起草人之一，据他回忆，建立学位制的提议由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提出，邓小平马上在他的报告上作了批示。刚刚担任教育部部长的蒋南翔，接受的第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起草《学位条例》。

“当时小平同志的指示基本是三条，一是一定要搞成学位制度，二是建立学位制度要快，十年磨一剑不行，三是搞什么样的学位，要结合本国的国情。”吴本厦回忆。

这次学位制度的建立的确如邓小平所要求的，“速度快”，《学位条例》从起草到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仅用了11个月时间，但这样的效率并不意味着过程一帆风顺。

1979年10月，当时国家科委一位副主任给方毅、胡乔木写信：“关于建立学位制度问题，我认为本来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事情，因为20世纪60年代制定的文件只要稍作修改就可以报中央，可是这个工作交到教育部的某个机构之后，将近1年之久（其实只有7个月），至今还处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之中。”

以第二次学位条例草案为基础制定学位制度在当时颇有支持者，这实际上反映了当时制定学位制度的方向之争：套用前苏联的学位制度，还是建立一套接轨世界的学位制度。

“文革”之前我国草拟的两版学位制度，都是以前苏联学位制度为蓝本，而这个蓝本颇为“自成体系”，与国际通行的学位制度不大协调。比如，前苏联设立了“副博士”这样另类的学位，而博士学位不是通过研究生教育获得，要靠科研工作者长年的科研成果去争取，能得到博士学位时经常要等到五六十岁年纪。

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显然更注重与国际社会的接轨。蒋南翔为此给邓小平打了报告，解释了此前学位条例草案的不适用理由：前苏联的博士学位，需要科研工作者“皓首穷经”，对我国“快出人才，特别是从青年人中发现和使用优秀人才是很不利的”。他还特别提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在制定一个各国相互承认学历、文凭、学位的国际公约。

在经过调查走访全国各地高等院校的实际情况，与老专家、老学者进行无数次交流、座谈后，学位起草小组向国务院提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草案）》，并交由人大常委会审议。

1980年2月12日，《学位条例》经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于1981年1月1日开始实施。当时，作为《学位条例》母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还没有出台，《学位条例》也成了共和国的第一项教育立法。

依照《学位条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也随之成立，负责《学位条例》的贯彻和实施。直到今天，学位委员会仍然是领导全国学位工作的主要机构，负责《学位条例》的修改和实施，以及授予单位和学科的审批等重要工作。

为了实施好《学位条例》，198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特地组织了由四五百人组成的庞大的学科评议组，评议首批学位授予单位。评议范围涉及到了50多个大学科，而评议组成员都是由该学科最有学术造诣的老专家组成。为了保证博士点资质审核的高质量高要求，起初的通过率只有1/3。不少知名大学甚至被“剃了光头”，申报的四五个学科竟无一通过。

1981年11月，国务院批准了首批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和学科、专业的名单。

按照正常的教学进度，1981年，新中国的首批硕士产生了。这本来也是个值得关注的标志性事件，但首批硕士的风光全被首批博士“抢”去了——即便首批博士还没有产生，但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复旦大学等8个授予博士学位的试点，已经让人们满怀期待。

“黄金阵容” 

“78级研究生”入学时，没有人奢望自己能得到硕士、博士的头衔，这样的名词，对当时中国的大多数人来说甚至是陌生的。

谁能成为中国授予的第一位博士呢？

于秀源本来有机会创造这个“第一”。他的导师是著名数学家潘承洞院士，科研方向是解析数论。在他的毕业论文上，著名数学家王元院士做了这样的批语：“此人论文水平达到博士研究生水平”。

可是，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可以授予他的博士学位。因为成绩优秀，于秀源在1980年就提前研究生毕业了，中国的学位制度还在草拟之中。

直到学位制度出台，山东大学向教育部请示，希望于秀源能作为首批博士参加学位授予大会。于秀源记得，为了他的博士学位，学校研究生处处长专程带他到北京。处长告诉他，为了证明他的实力，学校将建议有关部门组织专家检验他的水平，还可能组织考试。

最后，考试并没有进行，于秀源也没有再进行形式上的博士论文答辩，潘承洞和王元两位中国顶尖数学家的评价足以证明于秀源的学术水平。1983年5月27日，在研究生毕业三年后，于秀源被正式授予博士学位。

这批博士，拥有一个现在看来很“奢侈”的培养阵容，他们的导师几乎都是院士及各领域内的顶尖学者。如果一一列举出首批博士学业的授业恩师，那将是一长串令人高山仰止的泰斗级学者名单。后辈博士们对这样堪称“黄金阵容”的超豪华团队，恐怕只有艳羡的份儿了。

马中骐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第一位博士。他的博士学位证书编号为10001，老学部委员、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胡宁是他的导师，钱三强签发了他的博士学位证书。

“文革”十年中，马中骐在兰州大学担任助教。相对于很多同级研究生在科研上的十年“撂荒”，马中骐说自己应该庆幸，他从未离开自己的专业。

研究生第一年的课程主要是基础课，除了英语和数学，他的专业课水平足以给同级研究生上课了。胡宁特批马中骐不用上专业课，直接开始搞科研。

胡宁一直想用实践证明中国完全有能力培养自己的博士。马中骐说，他读研究生时，李政道从中科院研究生院招了一批学生去国外学习，胡宁坚决不同意马中骐去，理由是：“马中骐是我自己培养的研究生，水平足够博士的，没必要到国外再培养一遍。”

“博士在科学上应该有所创造，博士论文应该达到世界上比较高的水平，当时我就是按照这个标准来要求学生的。”首批博士之一洪家兴的导师、中科院院士谷超豪曾经说。

洪家兴现在已经是中科院院士了。从做谷超豪的学生到毕业后留在复旦做了导师的同事，共处的几十年，洪家兴发现导师就是这样做的：自己开拓了一个方向，交给研究生去做，然后再去开拓一个新的研究方向。谷超豪最早研究微分几何，由于国家需要，转向与高速飞行器设计有关的数学问题；当他在超音速绕流等方面取得开创性进展后，就把这些研究交给了李大潜，自己一头扎进混合型方程组的研究；在已经有突破性成果后，又把这个领域交给洪家兴，自己转向规范场理论。关于他在规范场领域的研究，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曾经赞叹过：“谷先生是站在高山上，看到了全局的人。”

当时的导师们丝毫没有门户之见，每位博士的成果凝聚的不只是一位导师的心血，而是多名专家在培育。

洪家兴说，当时除了谷超豪，复旦大学的李大潜、陈恕行等数学家也给自己很多指导。而他的导师谷超豪，也给了马中骐学术上的指导。马中骐的博士论文题目，用到了谷超豪创造的一种研究方法，为此，他两次前往上海向谷超豪请教。

“超豪华阵容答辩委员会”是首批博士的共同经历。马中骐的论文答辩委员会由7位物理学界的顶级专家组成，其中中科院院士就有五位，“两弹元勋”彭桓武，以及胡宁、朱洪元、戴元本、谷超豪等。

和马中骐一样，李尚志也没有真正上过博士研究生的课程。他的博士论文原本是为硕士毕业准备的。他做出了导师曾肯成布置的一个题目，又用这个题目的方法，做出了北京大学段学复教授从美国带回来的一些代数学的猜想，取得很大突破。

“曾老师得知后非常兴奋，把我的成果告诉两个人。一个是丁石荪，另一个是万哲先，中科院院士。两位先生看了之后说，如果这个东西没有错的话，那就不应该只是研究生毕业，应该是达到博士生水平了。”李尚志回忆说。

李尚志的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由中国群表示论的奠基人段学复担任，中科院万哲先、北京大学丁石荪、华东师大曹锡华等教授任委员。“在那之后，代数界再也没有博士的答辩委员会能聚集分量如此重的一批专家。”

为了给李尚志争取博士论文答辩的机会，曾肯成用尽了关系，“跑破了鞋子”，请丁石荪参加答辩会时，曾肯成要李尚志告诉丁石荪：“如果他不去，我就拿根绳子到丁家门口吊死。”

李尚志到了丁石荪家里，哪敢这样说，但丁石荪还是答应了。李尚志出门时，才将导师的话说给丁石荪。丁石荪哈哈大笑。

从1982年2月第一个进行博士论文答辩的马中骐之后，到1983年4月，一万余名78级研究生中，层层遴选出了18位博士。

1983年5月27日，中国以自己的最高礼遇，在人民大会堂为首批自主培养博士颁发证书。

当时有国家领导人问博士生导师之一、复旦大学谷超豪教授：我们国家培养的博士，和国际上的水平比起来怎么样？

谷超豪笃定地回答：可以达到国际水平。

十八博士今何在

30年过去，中国的第一批博士现在都已是花甲、古稀之年。他们不少人都接受过多次采访，回顾这个标志性的历史事件。很多报道都会说，获得博士学位，对他们来说是命运的改变。

他们的命运确实转变了，但转变的契机不是博士学位，而是恢复高考和研究生招生。

如果不是恢复了高考，王建磐可能还在县剧团写着剧本，而不是后来蜚声国际的数学家；如果不是恢复研究生招生，于秀源可能还是一个校办工厂的普通工人，李尚志则在大巴山中当着小学教师……

改变命运的又何止这18位博士，那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拐点。而博士的光环，成就了这次改变最亮眼的标志和成果。

作为“中国第一号博士”，马中骐对这一名号一直很淡然。30年前召开的首批博士授予大会，马中骐作为博士代表上台发言，发言的题目叫《新的起点》。“走上科研这条路，博士其实只是起步。我自己并没有把成为第一个博士当成那么光荣的事情。”马中骐说，“谁是第一批、第一个博士，这是历史的偶然。真正的意义在于国家恢复了对知识的重视和对人才的尊重。”

如果说第一批博士有什么独特之处，马中骐认为应该是浓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我们那时候比较单纯，考研究生是出于发自内心的对科学的热爱，无比珍惜这样的机会，可以说是全身心投入到科研、教学工作当中去。不像现在，很多博士其实就只为了个学位，好有个找工作的硬件。”

这18位博士中，有17位理学博士、一位工学博士。他们一直活跃在相关学科的前沿，多数人已经作为导师带出了自己的博士。

对于他们的科研成果，实在无法用通俗的语言解释清楚。马中骐的博士论文《SU（N）静态球对称规范场》，仅是这个题目，就足以让非物理专业的人摸不着头脑。

我们只能用更世俗的角度去说明一下他们的成就——尽管这是首批博士们都不太看重的一些评价：赵林城成为国际知名的数理统计学家；洪家兴院士作为特邀报告人曾登上国际数学家大会讲坛；苏淳是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的“金牌教头”；王建磐曾执掌华东师范大学……

18位博士，有着当今无可比拟的“含金量”：他们当中走出了一位中科院院士，一位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四位大学校长或中科院所长……

更难能可贵的，是这批博士传承着老一辈科学家的风范。

马中骐的导师胡宁在北大，每周听一次他的科研汇报。“胡先生没有一点架子，听我汇报时都是相互探讨的姿态。如果他说的有什么不对，我当场就争辩，他会说，‘嗯，你说得对，我收回。’”

现在的很多研究生称自己的导师为“老板”，很多导师在研究生的科研成果上署名，对此，马中骐很反感，“胡先生从来不在学生的论文上挂名。”

马中骐毕业后去美国进修，曾和杨振宁一起工作。让他印象深刻的是，曾有一篇论文是杨振宁给出的方向，并且提供了方法，却坚决不同意署自己的名字。这样的学风普遍影响了当年那一批博士。

于秀源带出的博士生中，王小云可以说大名鼎鼎，年纪轻轻就找出了两大国际通用密码的漏洞。但别人提及她时，于秀源的回答是：“她的成就靠自己。”

这与于秀源的导师、著名数学家潘承洞院士如出一辙。在别人说起于秀源在超越数论做出的成绩时，潘承洞说：“于秀源是我的学生，但我真的不太懂超越数论。”

李尚志是我国首批100名国家级教学名师之一。他曾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数学与系统科学学院院长，早已是博士生导师，但仍坚持每个学期都给本科生讲授基础课。这个习惯从他在中科大数学系当系主任时就保持着，他说：“我们系从华罗庚开始就一直是知名教授上基础课，这是多年的传统。我唯一的本事就是没有将这个传统破坏掉。”

30年过去，从最初的18位博士起步，如今博士帽已在神州大地上遍地开花，全国每年授予的博士学位超过五万个，早已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博士授予大国。

但是，必须正视的一点是，目前，中国博士所取得的成果，并没有与博士数量的增长成正比。

早在30年前的首批博士授予大会上，时任复旦大学校长的苏步青提了个问题：“以后那么多博士怎么办？”很多人当时并不明白苏步青何有此问。这个问题在今日听来，更容易理解其中深意：中国博士的数量与日俱增，博士是否还能保证足够的“含金量”？博士在科研工作中是不是有相称的贡献？现在，这个问题该交由一批一批的中国博士们去解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