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弱到强，科技计划体系应时而变

    1985年7月16日，这不知道是邓小平第几次会见李政道。会谈中，李政道再次提出，希望尽快建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并由第一流科学家负责。邓小平回应说：“这是一个新方法，我们没有经验。但只要是新的事物，管它对不对，管它成功不成功，试验一下。”

    1986年年初，一个寒冷的夜晚，“两弹一星”元勋陈芳允来到位于中关村的中科院宿舍楼，敲开了“中国光学之父”王大珩家的门。

    ……

    一次会见，以及一晚的深谈，成为日后推动中国基础研究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863计划的起点。

    一个个片段串成历史长卷。

    1978年，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科技改革的序幕也逐渐拉开。作为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抓手，我国科技计划体系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功能单一到系统全面，从“跟踪研究”到“全创新链设计，一体化组织实施”的一系列历史性重大变革，成为波澜壮阔的改革历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干脆直接给邓小平同志写封信吧！”

    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开启了我国科技计划体系建设的征程。

    1982年，中共中央明确提出“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方针。在当年的全国科技奖励大会上，党中央和国务院要求科技、经济界运用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方法，有选择、有重点地发展对国民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产业关联度较大的技术。

    随后，国家计委、国家科委联合筛选出最迫切和可能的38个项目，编制为《“六五”国家科技攻关计划》。我国第一个被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国家科技计划由此诞生。这标志着我国综合性科技计划从无到有，成为我国科技计划体系发展的里程碑。

    以此为起点，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所有领域一样，科技计划体系在争议和讨论中摸着石头过河。

    时间来到1986年。

    这年初的一天，国防科工委召开国防科技计划会议，与会专家就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及中国如何应对这轮新的科技挑战展开激烈讨论。

    中国到底应该采取什么对策？在这个问题上，专家学者始终存在很大分歧，无法形成实质性方案。

    看到这种情形，王大珩满心焦虑。与王大珩一样焦灼于国家科技前途的，还有“两弹一星”元勋陈芳允。两人经过长谈，达成共识：中国不能再沉寂下去了，目前面临的是一个关乎国家兴废的历史挑战，何去何从，将决定中国在新的世纪能否站稳脚跟，而不被淘汰出局。

    如何促成高层决策，启动中国的高科技进程？王大珩激动地说：“干脆直接给邓小平同志写封信吧！”

    于是，当年3月，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和陈芳允4位科学家联名致信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

    这封建议书两天内就得到邓小平“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的重要批示。随后，把中国一下子推到世界高科技竞争起跑线上的863计划启动。

    “这是个新事物，办起来再说”

    1986年对中国科技体制改革而言是个重要年份。

    同样是这一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成立。其实早在1981年5月的中国科学院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就有89位中科院院士乘改革开放之春风，致函党中央、国务院，建议为加强我国自然科学基础研究，设立面向全国的自然科学基金。

    “但当时中央没有同意，所以科学院内部设立了个自然科学基金，但也是面向全国的。”自然科学基金委第四任主任陈宜瑜告诉科技日报记者，“这个基金大概只运行了三四年。”

    李政道是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积极推动者。据他回忆：“我尽力收集发达国家有关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机构的资料，提供给科学院的领导者们参考研究，并且多次向中央领导提出了有关建议。”在1985年7月3日和7月12日两次给邓小平的信中，他都提出了成立自然科学基金委的意见。

    1986年2月14日，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自然科学基金委。“和经济领域一样，科技体制改革也是要打破大锅饭，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科研经费都是简单的拨款制，也不问产出和效果，而科学基金的最大意义在于其引入了竞争机制。”陈宜瑜认为。

    事实证明，在当时国家正精简机构的大背景下，成立自然科学基金委是个有魄力且高瞻远瞩的决定。“30多年来，科学基金资助了一支稳定的基础研究队伍，促进了学科的均衡发展，产生一批重大基础研究成果，支撑了国民经济的发展。”陈宜瑜总结道。

    随着863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重磅计划的出台，我国科技计划逐步形成面向基础研究、高技术产业及为国民经济服务3个层次的体系。

    在这3个层次上，国家先后布局星火计划、火炬计划、高技术产业开发区、973计划、国家重大科学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计划等科技计划。

    其中，973计划对推动我国基础研究起到重要作用。“973计划旨在解决国家战略需求中的重大科学问题，以及对人类认识世界将会起到重要作用的科学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院士、古生物学家周忠和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在973计划的持续支持下，他所在的古脊椎动物研究领域有了较大进步。

    至此，“3+2”即3个主体计划（国家科技攻关计划、863计划、973计划）和两大类科研环境建设计划（研究开发条件建设计划、科技产业化环境建设计划）的科技计划体系逐步形成。

    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科技计划体系

    2000年前后，为适应我国进入世纪之交的社会需要，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扩大对外开放合作，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国际科技合作专项等相继设立。

    之后，按照《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的部署，国家科技计划体系进一步完善并聚焦重点。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在原国家科技攻关计划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对重大公益技术和产业共性技术研发支持力度，上升为主体计划，于2006年正式启动实施。

    同期，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适时出台。重大专项希望集中优势力量，系统攻关，进一步以技术进步带动产业的发展。

    自2006年开始，以“重、大、专”为特点的16个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陆续启动。十余年来，重大专项坚持“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指导方针，紧紧围绕国家战略目标，凝聚科技界、产业界的优势力量集中攻关，攻克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产出了一大批标志性成果，推动移动通信、大飞机、新药研制和传染病防控等重点领域实现率先跨越。

    但与此同时，技术总师们也清醒地认识到：重大专项的进展与党中央、国务院的殷切希望和肩负的历史使命仍有一定差距；部分专项前期预判不足、高端人才缺乏；部分专项相对封闭，制约了关键核心技术的综合集成。

    终结“九龙治水” 建立面向创新型国家的科技计划体系

    至“十二五”期间，我国的科技计划虽然历经调整，但累计下来也有近百余项，分别由四十余个部门负责管理，缺乏统一的协调部署，难以形成合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科技资源配置的“碎片化”问题引起了习近平等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

    2014年12月25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方案》。构建新的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体系框架和布局，是本次改革的关键。在这次改革中，近百项林林总总的国家科技计划被优化整合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技术创新引导专项（基金）、基地和人才专项等新五大类科技计划。

    在科技部基础司原司长、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研究员张先恩看来，几十年来，科技攻关计划（后来的科技支撑计划）、863计划、973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国家科技计划，不仅显著提升了我国科技能力，且培养了大批人才，为社会经济整体进步发挥了作用。

    但是，这些陆续设立的计划在不同发展阶段应对迫切需要时可解燃眉之急，在应对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时，由于缺乏顶层设计和宏观统筹，就显得“力不足”。而且，一个部门的支持力度有限，往往只能支持某个阶段的研发资金需求，造成创新链条脱节。同时，从整个科技计划体系来看，部分重复、封闭的问题日益凸显。

    新的科技计划体系更加强化国家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从基础前沿、重大共性关键技术到应用示范进行了全链条一体化设计，基本涵盖了近、中、远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发展的不同需求，体现了我国在世界科技竞争中“跟踪、并行、领跑”三者共存的战略需要，承载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大使命。

    与此同时， 这一次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体系的大调整，不但形成了新的五类科技计划，而且重新打造了新的项目形成机制、新的管理流程，以及新的监督评估体系。

    今天，以全新的科技计划体系为载体，形成了进一步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系统布局基础研究，加强应用技术研究的研发任务布局，紧紧围绕“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健康中国”等国家重点战略领域，基本制定了面向“十三五”的国家科技计划阶段性战略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