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贸易战而言，我们认为总体思路应该是贸易战需要打，但中美总体关系不应该闹僵，特别要防止出现中美贸易量持续减少，甚至完全脱钩的最糟糕局面。在中美贸易战的处理上，我们需要跳出民族主义思维的局限性，采取理性对策来追求国家长远利益的最大化。如果我们对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状况做一个事实求是的评估，就会发现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尽管我国经济发展迅猛，但人均GDP较之发达国家依然存在很大差距，我国依然是一个在全球化产业链中，以制造和组装为出口导向的数量型发展经济体。我国尽管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无论在产业结构、核心技术开发和创新等方面，都与发达国家存在很大的差距。
从总体上看，我国现在还只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发展依然是硬道理。要发展，我们依然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这也正是政府提出“中国制造2025”以及经济发展2035规划的原因所在。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继续发展，还是维持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都离不开美国，都需要继续跟美国打交道。一旦和美国交恶，陷入冷战状态，中国和整个西方的关系就会全面倒退。如果那样，这些年我们一直关切的需要避免的两个陷阱，即“中等收入陷阱”和“修昔底德陷阱”，就会变成现实。
一、我国在技术发展和世界秩序中的定位
贸易战与战争一样，需要周全和长远的战略。战略一定是建立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之上的。既然贸易战已经爆发，我们首先需要摸清楚自己的家底。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技术发展到哪一步了？如果把工业1.0版定义为机械化，2.0版为自动化，3.0版为信息化，4.0版为智能化，那么我们首先应当弄清楚如下问题：我国目前的技术发展究竟处于哪个位置？与国际最高水平的差距究竟在哪里，有多大？我们大部分的企业处于机械化和自动化之间。信息化和智能化也在发展，但在这两个层面究竟有多少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原创？有多少只是我们对外国技术的应用？哪些核心技术我们高度依赖甚至受制于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如果万一与美国的技术脱钩，这些核心技术的缺失将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等带来怎样的问题？这些问题我们是否能在短时间内有办法应对？等等。
这一系列问题对于我们处理中美贸易战非常重要。从目前所掌握的基本信息来看，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结论：尽管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的经济建设确实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在技术层面，我们基本上还是对西方技术的延伸应用，我们现在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制造”。二战以后，德国和日本等国家的经济起飞的确是建立在“德国制造”和“日本制造”上，但我们不是。换句话说，我们只是“中国加工”和“中国组装”。在弄清楚了自己的家底之后，我们才能理智评估中国与美国的关系。
从世界体系变化的角度来看，冷战结束之后，经济全球化发展迅猛，到今天世界只有一个世界经济体系，整个世界经济体系的领导者和制高点就是美国。也就是说，当前的世界经济体系是以美国为顶点的等级性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美国是全球化条件下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中心。无论中国还是日本、德国等西方国家，很多核心技术都脱离不了美国。实际上，美国所拥有的消费市场规模、技术、创新和美元这些要素可以促成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保持长期的优势。这次特朗普也和美国的盟国打贸易战，虽然美国的盟友们不高兴，但不敢对美国做出任何具有实质性的挑战，主要原因还是他们需要依靠美国。
所以，中国回应贸易战时也需要找到自己的定位。我们现在既没有条件，也没有能力自己“另起炉灶”，来建立另外一个独立于美国的经济体系，因为我们的技术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对西方技术的延伸应用。“一带一路”倡议也不太可能在根本上改变世界经济体系，因为尽管“一带一路”涵盖范围广泛，但涉及内容多为基础设施建设，不是强大的工业体系。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在和美国进行贸易战过程中，首先要避免被美国“踢出”这个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体系，这应当是我们在贸易战中的最低目标，即中美经贸关系不可脱钩。最高的目标仍然是继续推进全球化，继续增加中美经贸关系的依赖度。原因很简单，一旦中美经贸关系脱钩，那么中美关系就很容易滑向政治和军事冷战，这就陷入了美国冷战派的“阳谋”。
二、如何避免这种最糟糕的局面？
我们认为，虽然中美贸易战不可避免，但两国之间的新冷战的局面则是可以避免的。这里首先需要思考特朗普想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际新秩序。从其上台之后的行为来看，特朗普虽然是共和党人，但他并不等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共和党。
以前的共和党强调意识形态和强权政治，对不同意识形态国家进行遏制。二战结束后被誉为“美国外交战略家”的乔治·凯南针对当时苏联的意识形态扩张，首次提出遏制苏联战略。凯南认为，共产主义是极端的专制主义，是与西方文明完全不同的价值体系，其蔓延会危及西方的自由和民主体系，会导致西方文明的全面瓦解，因此主张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遏制苏联。乔治·凯南的遏制战略主导了冷战时期美国的外交战略。对苏遏制也从政治和经济层面最终上升为军事层面，从全球局部范围上升为全球范围。到20世纪80年代的里根政府时期，与美国的军备竞争最终导致苏联国民经济的全面军事化，成为苏联解体的主要内部原因。
冷战结束之后，对不同意识形态国家进行遏制的冷战思维并没有从美国的外交战略中完全消失。事实上从冷战结束后的1992年开始，美国就开始寻找另一个假想敌，即中国。到了小布什时期，新保守主义崛起，提出了对中国的“遏制加接触”的政策，所幸伊拉克战争以及中国对美国反恐的支持和合作，使得小布什最终改变了对华强硬政策。
近年来中国经济的高度成长、国际影响力的增加以及中国模式在世界范围的广泛传播使得美国的对华政策再度回归到了新保守主义的思维构架。特别是从意识形态方面对华质疑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局面。美国的意识形态派认为，中国模式的崛起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西方传统“民主制度+市场经济=经济发展”之外的另一个替代模式，而这种模式的扩张将会挑战并最终破坏西方文明。这种判断与20世纪中叶凯南对苏联的判断如出一辙。
因此，今天美国政坛冷战思维持有者，也主张对中国采用当初对苏联采用的遏制手段。美国强硬派的逻辑就是：先是借助贸易战逐渐实现中美经济脱钩，继而经济遏制上升到军事层面，最终使中国在国民经济军事化的过程中，经济倒退，再度沦为贫穷国度。
不过，特朗普所想要建立的国际秩序和美国强硬派设想的国际秩序并不一致。迄今为止的世界秩序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建立在道德价值基础上的世界秩序，比如说近代之前的宗教和近代以来的意识形态（即所谓的西方价值同盟）；另一种是建立在强权之上的世界秩序。冷战时期的国际秩序主要建立在意识形态之上，不过意识形态背后便是以军事力量为主体的硬实力。在后冷战时代的世界秩序中，美国采用经济实力、军事力量和意识形态并用的方式来维持其主导世界的格局。
现在特朗普想建立的新秩序是建立在利益基础上的秩序，不再强调传统的道德（意识形态）和强权。虽然美国的力量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但美国说了算的时代已经过去。尤其在与中国的关系上，美国要围堵和遏制中国，特朗普认为已经不可能。对其他小国家，美国会继续施行强权政治，但在中国问题上，美国强权政治已经起不到作用了。同时，美国的道德政治也不可行，这不仅因为西方的民主自由体制本身就面临很大的危机，而且因为世界各国对西方民主自由的看法跟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很不一样了。对特朗普本身来说，他对以民主自由为核心的西方意识形态并没有多大的兴趣。
那么，特朗普建立在利益之上的国际秩序的要素有哪些呢？主要包括：①主权；②少意识形态；③赤裸裸的经济利益竞争。因此，对特朗普来说，加拿大与朝鲜没有区别，都是主权国家，两者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别并不那么重要。但对以前的美国政府来说，这两个国家完全不一样，加拿大是盟友，朝鲜是邪恶异类。所以人们看到，特朗普在加拿大的G7峰会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吵架，但他在新加坡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很友好；他对欧盟领导不感兴趣，但对普京示好。这种行为是其他美国总统做不出来的。
以前西方用意识形态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但没有解决问题，现在特朗普就想寻找另外一种方式——以利益交换来建立新国际秩序。利益基础之上的国际秩序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什么都可以交易。因此，特朗普对欧盟的态度与对中国的态度是一样的。今天，特朗普打的贸易战不仅仅针对中国，印度、巴西、欧盟、加拿大等国家也是特朗普贸易战的对象。
这里还需要讨论一下，对中国，特朗普到底害怕什么呢？这个问题需要搞清楚，否则就很难理解特朗普为什么要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对特朗普来说，中国的问题不在于其军事力量的发展。中美两国都是核大国，都可以威慑对方，两国之间的热战很难想象。对特朗普来说，中国的核心力量在于其日渐成长的“消费社会”。中国成为“消费社会”对美国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拥有“大市场”，也就是经济力量。真正可以促成整个世界格局改变的是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而非其他因素。这些年来，中国开始加速成为区域乃至可以和美国竞争的世界经济中心，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中国的消费水平。
因此，不难理解，这次贸易战的核心就是“技术冷战”，就是针对“中国制造2025”的。说到底，通过这场“技术冷战”，美国不希望中国在技术层面往上爬，至少要拖延中国的进程。也可以说，促成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或者促使中国停留在“贫穷社会主义”的阶段是美国所需要的。只要中国停留在“内部贫穷”状态，中国就不会有外在的影响力。从美国的角度来说，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是避免两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最有效方法。
但是，中国可以找到办法来避免和消化特朗普所进行的技术冷战。这就是美国和西方的内部矛盾或者利益不一致性，主要有三方面。第一，美国行政当局和资本的利益不一致性。尽管现在美国的资本也支持（至少不公开反对）特朗普对中国的贸易战，但他们的利益计算是不一样的。如果说行政当局意图遏制中国，那么资本（华尔街）是为了对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让中国变得更加开放。
第二，特朗普政府内部是有矛盾的。以特朗普本人为核心的“商人”政府是为了建立上述所讨论的基于利益之上的世界秩序，而“军人政府”则是为了把贸易战导向军事冷战。这也反映了美国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军工利益集团希望军事冷战，但军事冷战并不符合其他资本的利益。
第三，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之间的利益不一致性。很显然，对很多西方国家，尤其是那些出口导向的经济体（例如德国）来说，它们并不想放弃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实际上，对大多数欧洲国家来说，因为内部的福利制度和民主，想通过内部改革来改变目前的经济困局非常困难，对外经济是唯一一块各国政府都可以有所作为的领域。
作者：郑永年，IPP学术委员会主席；杨丽君，IPP代理院长、教授。
来源：微信公众号正角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