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怕距离“双十一”还有一月之久，快递业一年一度的备战也已经开始。
继中通、圆通和韵达在国庆节前推出“双十一”期间涨价计划后，申通和百世也提出从10月1日起上涨快件派送费。与此同时，快递柜运营企业悄然酝酿针对超过24小时未曾提取的快递收费。再加上8月31日《电子商务法》正式通过实施，关于电商平台代收代缴电商产品税费的相关研讨已经在国税总局系统开展，可以预计通过电商购物缴税将很快实施。
和人力成本、税负成本一起上涨的还有纸价。9月中旬，原纸主要产地之一浙江温州地区8家纸板厂发出涨价函，而这只是近两年来连续涨价的再一次更新。
所有迹象都显示，对于电商平台来说，“双十一”赖以狂欢的促销狂潮，似乎正在逐渐失去以往撬动天量交易数字的那根阿基米德杠杆。
当瀛海威在中关村发出“中国人离信息高速路有多远”的历史性之问后，中国互联网的发展每年都呈现出指数级别的增长。不过，等到阿里巴巴们发现电商平台的巨大生意潜力之时，关于中国互联网的增长神话才算真正开始震惊全球。贝佐斯们希望发掘物流这一日本学者西泽修提出的现代商业第三利润源泉，但是对于物流的最后一公里，他们除了寄望于无人送货技术的发展，基本无计可施。
中国不一样。
如果说支撑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工厂的是珠三角和长三角的人口红利，那么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在21世纪以后席卷中国的互联网商业浪潮，是建立在快递小哥、外卖小哥们的人口红利之上。在那些游走于大街小巷上的电动三轮车上，承载了从1.0时代起步的电商平台，以及后来批量昙花一现的O2O，见证了中国互联网商业模式的创新、迭代乃至死亡。
互联网人口红利的消退，并不仅仅只是网民数量已经基本饱和，更大的隐患潜伏于线下——如果中国的电商平台不能够再获得廉价快递的支撑，高速快跑的“双十一”交易额，恐怕见顶的一天只会不可逆转地提前；而以往依赖于廉价线下劳动力的保洁、家居服务、外卖等所谓商业模式创新，恐怕也难以继续吹起估值的泡沫。
或许从这个角度，也进一步解释了电商们为什么会热衷于以各式各样新零售为名重返线下。从最后一公里开始，寻找供应链上游企业管理成本节约的空间，已经成为不约而同的选择。从自建各式生鲜便利零售门店开始，再往上追溯到自建物流体系、自建仓储，一度以“轻商业模式”见长的互联网平台们，如今一个典型趋势是，正在重新日益变“重”。
此时或许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一度被认为是过时商业模式的商超巨头沃尔玛的样本意义：前任沃尔玛总裁大卫·格拉斯曾经这样总结：“配送设施是沃尔玛成功的关键之一，如果说我们有什么比别人干得好的话，那就是我们的配送中心。”丰田创造于上个世纪60年代的JIT式生产管理模式（Just In Time，又称实时生产系统）让全球制造业受惠至今。而对于我们来说，一个明显的遗憾是，哪怕中国电商交易量已经问鼎全球，依然无法为世界提供属于中国的企业管理方案。
在刘易斯拐点之后，狂飙突进的中国式互联网经济，或许不得不接受的局面是回到和全球互联网公司们竞争的同一起跑线。失去人口红利这个先天优势的中国公司们，从粗放经营转向精细管理的阵痛，或许才刚刚开始。
来源：经济观察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