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子新院士
作者：邓子新
1978年的那个春天，我挑着一根扁担上了火车。
扁担前后悬着沉甸甸的篓子，篓子里是铺盖卷——这就是我将要带到大学的行头。
前来送行的父亲和大舅特地陪我坐了一站，从十堰坐到六里坪。我问为什么，他们说：“让我们也坐一次火车嘛！”
来到武汉，抬头看见天上一架飞机飞过，我意识到从此就要走进一个崭新的世界了。
我考上大学，是十里八乡的大新闻，不光全家男女老少激动万分，邻里乡亲也奔走相告。
而就在不久前，我还挣扎在因家庭成分不好而处处碰壁的人生中。这场回归的高考，乃至国家改革开放的大环境，对我个人命运的改变是翻天覆地的。
小山村里的“土记者”
1957年，我出生在湖北房县，一个当时与世隔绝的小乡村。家里兄弟姐妹5个，我是老幺。
旧社会时，我的家族以纺织业为生，在当地有一点影响，祖上也出过读书人。
但到了父母这一辈，都大字不识一个。我上学的时候，家境十分困苦，连两块钱学费都交不起。尽管如此，父母还是尽可能地支持我们读书。
我家成分不好，土改时被划成“富裕中农”，“文革”期间被定性成“漏网地主”。
这样家庭出来的子女会有何际遇，哥哥姐姐们已经给我做了“示范”：招工没戏，想当兵连体检的资格都没有……一切理想都没有机会实现。
18岁那年，我高中毕业回乡务农，各种脏活重活都挑在肩上，是家里的“顶梁柱”。但在我心里，一直有个跳出农门的梦想，一直有种改变命运的渴望。
我以前学习成绩不错，也积淀了一些对文学创作的兴趣。
于是我自发做起了“土记者”，拿个小本本四处采访，农民的新人新事，农村的精神面貌，都是我的素材，各种过期的报纸杂志就是我的教材。
渐渐地，我写出了一点名气，县、镇上有什么干部会议、民兵工作，甚至妇女计划生育典型，都来找我报道。
那时候“土记者”投稿不用贴邮票，我就在稿纸下面垫上七八层复写纸，手腕上攒着劲儿写字，写出一式几份的稿子，天南海北地到处邮寄。人民日报社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啊，大概都收到过我的投稿。
终于，《郧阳报》采用了我一篇通讯报道，还把我评选为“优秀记者”。
我自豪得不得了，从此更是一发不可收，一件芝麻大的事儿也能写出洋洋几千字。
回想那段白天在生产队上干活、晚上在煤油灯下写作的日子，难免觉得天真好笑。
但当时的我，对这些“作品”可是寄予了极大希望，希望能被伯乐发现，得到一些好的工作机会。
现在想想，我为改变命运作出的种种努力，在当时大多付之东流，但长远来看，正是这些“胆大包天”的行为让我受益匪浅。
所谓功不唐捐，大抵如是。
只给我半天的备考时间
村子里信息闭塞，就连恢复高考的消息也很难飞进来。
记得有一次，大队书记开完会回来向我们传信儿：“高考虽然改革了，但还要和贫下中农推荐制结合起来。如果两个人同时考上，只能走一个的话，还是要听贫下中农的话，群众推荐谁去，谁才能去。”
后来我才知道，他传达的“精神”跟中央全面恢复高考的精神是相违背的。
恢复高考之前，谁能上大学、谁能上中专，都是贫下中农推荐。到了1977年，大队书记已经把82级的大学生人选都确定了，根本不会有我的份。
不管怎样，后来真正得知恢复高考后，人人都憋着一股劲儿，想通过这次考试改变命运。
为了准备考试，我身边的贫下中农子弟都得到了特许，可以两个月不去上工。但每天清晨4点，大队书记还是亲自到我家喊我上工，去搞治山、治水、治农田的“三治建设”。
那段时间，我每天的睡眠时间还不足三个小时。
就这样，直到高考前夕，我只得到了半天的报考时间，复习功课几乎无从谈起。
身边还总是有声音提醒我、“教育”我，让我不要想入非非，老老实实把活儿干好。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心中的绝望不难想象。但不管希望多么渺茫，我始终没有放弃。
高考头一天，我还在山上打眼放炮。
考试当天早上，妈妈给我炒了一碗饭，算是无声的鼓励。我家没有钟表，我看着天要亮了，就动身出发，带着开山放炮的一身泥土，来到破旧不堪的县一中教室。
现在的孩子参加高考，常常是全家人上阵陪考，对比来看，很有意思。
我没有时间复习，但好在长期的新闻写作锻炼，让我在文笔和政治嗅觉上占了优势。
结果我的语文和政治考得相对不错，把总分提高了一些。那年的湖北考生达到100多分就可以参加初选。我可能是凭着语文、政治多考了些分，才成为所在公社6个农业大队唯一首批初选的考生。
当时如果还有第二个人被初选上的话，很可能上大学的机会就轮不着我了。
那时节，有很多分数过线的考生因为政治因素又被压了下去。
而我在县里写稿子已经写出了名，有县招办的特别关照，才在初选后的群众推荐和政审环节放了我一马。倘若没有当初的“土记者”，大概也就没有后来的“邓院士”了。
“把失去的十年夺回来”
在老家，我算有名的笔杆子，中学老师都劝我学文科。可当高考志愿表摆在眼前时，我发现文科院校寥寥无几，理科院校倒是很多。
我想着只要考上就好了，其他还顾得了什么呢？为了增加中榜的机会，我决定选择一所理科学校。
我当时以为天底下只有“数理化”三门学科，所以报的也都是这些专业。至于微生物是什么，我听都没听说过。
那年，华中农业大学在志愿填报结束后临时增添了微生物专业，因此没有公开对外招生。我们班上的学生好像都是服从分配调剂过来的。
开学了我才知道，微生物学可是生命科学的前沿，是当时农大响当当的专业，同学们都感到非常幸运、非常自豪。
跟现在繁华的大学城比起来，那时候的大学条件很差。
我们上大学不收学费，家境贫困的学生还能得到一点助学金，但还是常常吃不饱饭。班里有些同学周末回家，就把多余的饭票送给我们。
食堂伙食油水少，我这样的小伙子一顿就能吃掉三张饭票。
夏天的武汉是个大火炉，五六个学生挤在一个寝室里，自习时都是满头大汗。热得受不了，我们索性卷起一张席子，跑到楼顶上去享受自然风睡觉。
那个年代的大学生爱说一句话：“把失去的十年夺回来！”
因此，不管条件多么艰苦，大家都创造一切机会去学习。没有课本，就由老师们亲自写教材，让写字好看的同学手刻成版，再油印出来。
为了省钱，我把买来的墨水都兑上一半清水，导致笔记本上的字迹多数都已褪色。但是直到今天，我翻看这些笔记时，还能依稀记起课上讲授的知识。
当时最困难的是外语学习。
在乡下时，我哪里想过要学外语。上大学后才发现原来外语这么重要，而班里那些城市来的同学，好多都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
作为为数不多的农村学生，我入学时是班上英语最后一名。
从那时起，我坚持每天早上5点起床学英语。拿着一本《英语900句》，每个星期将15句背得滚瓜烂熟。
完全凭着一股毅力，我的英语成绩后来居上。几年后能出国留学，也得益于自己不错的英语功底。
意料之外的宝贵机遇
刚上大学时，我没什么雄心壮志，能离开农村，找到一份差不多的工作，就是我的理想了。
是几位恩师让我看到了更加宽广的世界。
我是农村来的学生，按理说毕业后应该回老家的。但我们的老院长陈华癸院士，还有微生物学教授周启老师很看重我，他们赴英国考察归来后，力荐我到英国John Innes研究中心攻读学位。
出国学习这样的人生大事，我自己都没怎么操过心，都是老师们为我铺好了路、搭好了桥。我更没想到的是，在英国，我学习的实验室是国际上最前沿的研究中心，我的导师也是世界上很有名望的大师。这些人生中的宝贵机遇，统统都在意料之外。
我这一辈子，遇见了很多恩人、很多贵人，酸甜苦辣都尝过，善恶冷暖都见过。一路走来，每一步都是改变命运的博弈。
高考以前，我因家庭出身处处碰壁；高考中榜后，我的人生从此十分顺利。
我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那一刻的震撼之感，与我后来在科研上取得重大成果时的喜悦之情，有着同样的分量。
科研是最容易品尝挫折的工作之一。
常常一项工作做一年半载，才发现下的功夫都打了水漂。而我早已习惯了在逆境中生存，早已练就了不被困难打倒的意志。
在科研中丧气一百次、一千次，最后还是会选择坚持，在失败中逐步走向成功。
40年前，恢复高考和派遣留学生出国的两大举措，开启了改革和开放的先河，为个人发展提供了新的舞台和世界，为国家发展提供了优秀的人才和人力资源。
而以学识而非出身论高下的公平选才理念，唤醒了整个社会重视教育、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价值观。这是中国现代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我们是那个时代最大的受益者，也是那个时代的先行者和开拓者，一大批选拔出来的精英人才在科研领域填补了国内空白，在教育领域缩短了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
个人的进步与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发展总是同步的。
改革开放改变了千千万万考生的命运，更改变了国家的命途走向。这些年我跑过很多地方，见过不少世面，越来越笃信“科教兴国、人才强国”的历史真理。
我设立了邓子新教育基金，支持家境贫困却渴求进步的青年深造，激励青年学子报效祖国，愿为培植创新人才尽些微薄之力。
希望我们的年轻学子，都能树立自强精神，怀抱家国情怀，认识我们国家的历史和发展脉络，把中国梦和个人梦融合起来，把自己的理想同祖国的前途紧密联系。
这一代年轻人，是非常关键的一代人，希望大家能站在自己的历史地位上，肩负历史使命，为国争光，为民造福，重新塑造中国的未来。
我常说：“一帆风顺的人不会有大的作为。”
今天的年轻人虽然各方面条件比我们好得多，但他们面临的各种竞争非常激烈，也算是一种新的逆境，希望大家不要消沉，用永不放弃的坚持与执着，把中华民族数千年的辉煌在新时代发挥到淋漓尽致，让科学的天空群星闪耀。
院士简介：
邓子新，1977年参加高考，1978年进入华中农学院（今华中农业大学）微生物专业学习，1987年获英国东英格兰大学分子微生物学博士学位。现任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院长、武汉大学药学院院长、武汉生物技术研究院院长、国际工业微生物遗传学国际委员会主席。主要从事放线菌遗传学及抗生素生物合成的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研究。首次在众多细菌的DNA上发现了硫修饰，这是在DNA骨架上发现的第一种生理性修饰，打开了DNA硫修饰这个全新的科学领域。先后主持50余项国家级和国际合作项目，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300余篇研究论文。200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06年当选为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2010年当选美国微生物科学院院士。2012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2017年获谈家桢生命科学成就奖。
来源：中国科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