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忠贤院士讲党课侧记：搞科学研究需要扎根

■本报记者 陈欢欢

“平湖静，小河浑，册府半装新。檐前竹上腊梅薰，花信又初春。去复还，研兼教，几代师生耕造，为中华物理生根。超导贺高温。”

这是“两弹一星”元勋彭桓武先生1987年手写的一首词，至今仍挂在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科院院士赵忠贤的办公室里。

彭桓武在回国之前已经是爱尔兰科学院的院士。曾有人问他为什么回国，彭桓武的回答是“回国不需要理由”。“我们现在知道他回国就是为了中华物理生根。”7月19日，赵忠贤在中科院“讲爱国奉献 当时代先锋”主题活动上如是说。

在此次活动上，赵忠贤还列举钱三强、华罗庚、张宗燧、黄昆、周光召、洪朝生等老一辈科学家的事迹，为年轻科研工作者上了一堂生动的党课。他说：“老一辈科学家爱国、奉献、治学、修身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1956年，我国提出“向科学进军”。这对刚上高中的赵忠贤产生了很大影响。1959年，他考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当时，学理工科是年轻人的“时尚”。开学不久后，赵忠贤和同学们一起在大操场上听“两弹一星”元勋钱三强讲苏联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当时我感到，上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不仅仅是对科学的喜欢，而且有了责任和使命感。”赵忠贤回忆道。

他还介绍说，黄昆先生的严谨治学精神非常令人敬佩。黄先生在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发言中讲道，科学研究贵在创新，要做到“三个善于”，即善于发现和提出问题，善于提出模型或方法去解决问题，善于做出最重要、最有意义的结论。其中最关键的是善于抓住机遇、发现和提出问题。黄先生认为，大多数开创性研究并非想象的那么复杂和深奥，关键是确立少而精的目标。

多年来，在学习和实践中，赵忠贤不断地理解这些前辈名家的治学精髓。他逐渐体会到，搞科学研究需要扎根。只有长期的坚持和积累，才会带来认识的升华，才会让人有能力抓住机遇、厚积薄发。

赵忠贤探索高温超导体40年。他说，冷板凳并不总是冷的，尽管在研究过程中会遇到很多困难，但越做越有兴趣，“你有瘾了，就会非常愿意去做。同时工作中的新进展也是鼓励”。

有年轻人问赵忠贤什么叫“红专”。赵忠贤说，“红”就是思想好，“专”就是业务水平高。陈毅元帅曾举例说，一个飞行员飞行水平特别高，飞机开上去跑了，这不行。另外一个飞行员，他的思想特别好，水平差，上去被人打下来，这也不行。飞行员必须要能把飞机开上去，把敌机打下来，这就是“又红又专”。赵忠贤鼓励年轻人，坚定内心深处的信念，不断提高业务水平，努力把组织上交给的任务完成好。

“我们这一代人基本上是在老红军的精神和老一辈科学家的爱国奉献精神的感召下成长的。我自己从来没有想到会拿什么奖。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不仅取得了两弹一星的成就，还建立起完整的科学体系。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发展是举世瞩目的。作为我们这一代人，最欣慰的是我为此奉献了。”赵忠贤说。

对于选择探索高温超导体的原因，赵忠贤表示，首先这是科技前沿，具有重大的科学意义；其次是一旦成功，有很大应用价值；同时，探索过程中，还能解决其他相关问题。他强调，科学研究的最大动力是需求：一是国家需求，二是科学发展的需求，两者都服务于国家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

“选题实际上就是按照这样的需求，不要急功近利，要设定一个长远的目标。”赵忠贤说，“我觉得现在的条件非常好，关键是安下心来做事。”

“现在全国有这么多的科学技术人员、这么多的团队。我认为一个人或者一个团队，花十年以至二十年的时间，解决一个重要的科学问题，或一个核心的技术问题，加起来那还得了吗？”赵忠贤表示，只要大家安下心来、集中力量做事，而不是赶“潮流”做同性质、短平快、急功近利的事，中国的科学技术就会有更快更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