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82岁高龄的诺奖获得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丁肇中还没有退休，早八点至晚八点的12小时工作量并没有让他感到疲惫，因为浩瀚宇宙中的那些未解之谜仍在吸引着他，“宇宙中什么地方还有生命？如何找到？他们是不是拥有着跟人一样的智慧？”寻找答案的方式，是他领导的AMS（阿尔法磁谱仪）实验——16个国家、地区的60个研究机构、600多名科学家正夜以继日地寻找暗物质和宇宙线的来源。
7月6日，在山东大学“大师面前——与丁肇中一起寻找‘彩色雨滴’”见面会上，丁肇中如此向科技日报记者解释“不退休”的理由。他强调，AMS实验中，中国科学家解决了不少重大甚至是决定性的难题，比如山东大学程林教授是AMS热系统的总负责人，在-40℃—+60℃温度周期性变化中，甚至极端情况下-90℃—+230℃的温差中确保AMS各部件正常工作，“这非常重要”。
要实现目标，最重要的是要有好奇心
不断追求，再加勤奋工作
科技日报：对宇宙探索和科研长期保持着强烈的好奇心并不容易，您是如何做到的？
丁肇中：我现在还没有退休。每天早上我大概7、8点钟就到实验室了，到晚上8、9点钟才走，为什么这么做？因为兴趣。和地面不一样，天上实验的最大特点是（如有差错）你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我花很多时间看这些数据，看什么地方有误差。
在我做寻找新粒子的实验尚未成功之时，人们说我是傻子，因为成功的可能性极低；但当我找到新粒子的时候，人们又说我是天才——其实，傻子与天才之间只有一步之遥。要永远对自己充满信心，做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事﹔同时，要对意料之外的现象有充分的准备。总之，要实现你的目标，最重要的是要有好奇心，不断地追求，再加勤奋地工作。
攻克核心技术
从德国日本身上学习经验
科技日报：对现阶段的中国来说，很多领域还处于“三跑”中的跟跑阶段，很多核心技术并未掌握，我们应该以何种态度看待这种差距？该怎么做？
丁肇中：我不知道，但你说的这些政府政策是很重要的。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成为领跑的人？二战以后，日本和德国什么都没有了，教育系统也被破坏了，研究系统也被破坏了，可是政府非常支持科学。过了40年之后，现在日本的科学，德国的科学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我只能提这么一个例子。
搞基础研究的战略科学家
一定要有说服别人的能力
科技日报：基础研究，需要长时间的积累，甚至二三十年，四五十年才会有结果；这几天，中国一位深受尊重的企业家任正非说，评价基础科学，最好不用量化的考核方式；因为对多数人来讲，基础研究是听不懂的，听不懂，那又如何获得公众和政府的支持？
丁肇中：在一百年前，基础研究是热学、光学、力学，现在用在飞机、火箭上；上世纪30年代的原子物理、量子力学，现在最简单的应用是网络、手机；40年代的时候，基础研究是原子能、核聚变，现在用在能源、国防上。您说的非常对。基础研究，从发现现象到运用，需要时间，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实验失败是通向成功最主要的过程，不能怕失败就不去做。
你还问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怎么支持基础研究？我过去的多数实验受到绝大多数人的反对，我要求政府组成评审委员会，唯一的要求是让一流的科学家组成评审委员会，因为第一流的科学家眼界可以放宽一点、远一点，看将来的趋势怎么样；而二流、三流的科学家只会关注项目产生哪些成果，投入产出值不值得，很难看到更远的地方。我开始做AMS实验的时候，反对的人很多，所以我希望政府做一个评审委员会，把美国科学院院士，拿过诺贝尔奖的人组成委员会来评审，终于被我说服了。
科技日报：您如何向公众介绍你的项目？您最期待下一步的发现是什么？
丁肇中：花钱最多，却“没有用处”的项目（笑）。我最期待把暗物质和反物质找到。
科学精神论场
传播不力 科学屡屡败给迷信
朱岩梅
耳边经常能听到一些貌似科学的知识，比如吃转基因食品致癌、致胎儿畸形，爬楼梯伤膝盖等等，大众是非难辨。阅读《科学是如何败给迷信的》这本书，不仅能帮助我们分辨朋友圈中的各种谣言和迷信，还能启发我们建立起一种跨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大视角。
作者约翰·伯纳姆，是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曾经是美国医学史学会主席，也是科学传播史的专家。研究领域包括美国医学史、科学史和社会史，出版了十余本科学史著作。本书中他梳理了最近200多年来，卫生、心理学以及自然科学的知识在美国走向普及的整个历史，深入剖析了科学知识在传播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从中提炼出了科学知识普及的基本传播模式。
本书中，伯纳姆提出了一个耸人听闻的结论——“科学已经败给了迷信”。因为相比科学知识传播的效果，迷信的传播风头更劲，甚至常常超越了对科学的信仰。面对迷信的泛滥，作者敏锐地指出，科学之所以败给迷信，就是因为科学知识的传播出现了问题。
虽然伯纳姆的讨论是围绕着美国19和20世纪的历史所展开的，他的思路也可以延用至21世纪的今天，分析各种新媒体在科学知识传播中的作用。结合作者的见解和对中国科普现状的分析，科学败给迷信的原因有以下四方面：
首先，科普过程的四个阶段分别是：传播、普及、稀释和碎片化，理性的科学精神不断被稀释。在19世纪前期的美国，科学知识的传播和普及阶段，迷信得到了有效的压制。然而，随着媒体的兴起，理性的科学精神不断被稀释，大家不断接受着碎片化的知识，导致了怀疑精神的丧失，这就让迷信有了生存的空间。
其次，媒体为了追求传播效应，科学知识的严肃性被削弱。为了让大众容易听懂、接受，甚至是博眼球，媒体所宣传的科学发现可能会被夸大和歪曲，时常看到惊悚的“标题党”，真正有价值的科学发现往往由于艰涩难以吸引大众，被媒体冷落甚至排斥。因此，不专业的科学传播反倒让科学变成了伪科学。
商业广告也在迷信的传播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中国保健品的例子最为突出，骗取了多少老年人一辈子的血汗钱。种种利益因素的推动下，科学传播常常败给了大众传媒和消费文化。
第三，科普知识的生产者变得更加稀缺了。在19世纪的美国和欧洲，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科学人”，他们不仅是科学的传播者，而且是一种理性文化的代言人。但随着各个学科的迅速发展，专业的分工变得越来越细，特别是科学工作者追求SCI，科学家群体也蒙上了功利色彩，无暇顾及大众，越来越远离了科普舞台，导致科学传播过程中，科学思想和理性精神的缺失。
缺乏科学素养的记者在解读科学知识时，可能张冠李戴、指鹿为马，无法判断可靠的信息或者判断科学事实，或者一味追求点击率或者耸人听闻的程度，从而夸大、歪曲某些事实，导致人们不再信任媒体的科学报道。
最后，应试教育让学生的知识视野变得更狭窄。网络时代已经推动学习由“应试型学习”转变为“破案式学习”，也就是问题导向的学习方式，但是绝大多数学校教育还没有转变过来，其中教师素质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学生们不仅没有在青少年时代阅读大量的跨学科书籍，同时，关注多个科学领域的学习兴趣也被抹杀了。新闻专业属文科，远离科学，科学专业的阅读量小，中文基础差，这种过早分科的应试教育，也让科普记者变得非常稀缺。
在这方面，欧美要大大优于我们。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访问位于美国硅谷的奇点大学。生物学教授上课时，旁边有个漫画者站在梯子上，根据他讲的内容，把很深奥、很“黑科技”的内容画成了浅显易懂的漫画，半天课下来画了整整几面墙。我惊叹这位画者的科学素养和想象力，也暗暗佩服美国的基础教育。
英国政府首席科学家顾问Sir Mark Walport说：“没有传播，科学就不算是结束。”然而在现实中，媒体和科学界关系疏远，科学家抱怨记者缺乏科学素养，夸大事实，造成舆论恐慌，媒体人哀叹科学家不说“人话”，缺乏同理心，甚至是卖弄学问。
媒体需要科学家在事实的基础上提供专业的判断，而科学也需要通过媒体进行传播与发声。“科学界有义务支持媒体，同时承认双方的独立性。”这是国际科联的宣言，也代表了科学与媒体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支持的关系。或许，我们还没有真正认识到，“科学记者”这个职业的消失，对社会将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
在很多尖锐的科学问题上，比如转基因，科学家是长期失声的。要改变现状，需要多方面的努力，科学工作者们不能拒绝媒体，而是要去创作同时具有科学性和传播性的科学作品。比如说美国的航空航天局NASA，就非常善于利用社交网络传播真正的科学知识。每次有了重大的天文学发现，在新闻发布会之前，他们会在社交媒体上进行预热，勾起大家的兴趣，吸引更多的人来观看他们的发布会。也就是说，想要传播正确的科学知识，科学家们也要服从传播学的规律，才能让科学打败迷信。
社交媒体的兴起有利于科普的推广，但若缺乏有科学素养、社会责任的传播者，也会为迷信的传播注入新的动力。今天，传统媒体，比如广告的作用已经慢慢减小，而社交媒体的影响越来越大。今天每个人都可建立自媒体，社交网络上文章内容的准确性和科学性，无法完全得到保证。更可怕的是，在社交媒体上，如果一个人喜欢各种伪科学的信息，通过社交网络上的信息推荐机制，他可能接触到更多传播谣言的账号，反复强化他对谣言和迷信的认知。
如今，传播正确的科学知识已经不仅是做几个科普讲座、写几篇科普文章那么简单了，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正变得越来越多元，如何让科学的声音不被繁乱的噪音、谣言所淹没，是科学传播中面临的最大问题。科学传播工作需要政府、科学家、媒体的配合，打破“科学界失声定律”，才能真正唤醒社会崇尚科学的热情，迎来科学的春天。
（作者系华大基因集团执行副总裁，原中国科技管理研究院副院长、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
来源：科技日报
运营编辑：李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