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忠和有三个身份——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
这三个身份让他成为科技体制改革最热忱的呼吁者和科技体制弊端最直接的体会者。在这三个身份里，所长的身份让周忠和切身体会到科研人员心中最大的无奈。作为所长，他不想让所里的科研人员疲于奔命地申请项目、申请“帽子”，希望他们能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思考科学问题。
但是，当研究所被时代的潮流裹挟着前进时，他又不得不放任科研人员为了研究所的生存与发展而随波逐流。他常常为此自责：“真是有点‘逼良为娼’。”于是，他通过前两个身份，不停地为科技体制改革建言献策。
每年全国两会，他参与和提交的提案里，一定有一份是和科技体制改革有关的。
两院院士大会上，科技体制改革是他密切关注和呼吁的内容。今年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到“项目多、帽子多、牌子多”的现象，反映了科技体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在周忠和看来，“三多”现象中“项目多”的问题最为复杂。“这几年，国家对科技的投入力度值得赞扬。项目多是国家经济和科技高速发展带来的，出发点是好的。”周忠和说。但周忠和表示，目前科技项目管理和设计还没有摆脱计划经济时代的烙印。比方说，国家对某个领域给了项目支持，有些地方政府为了体现对国家决策的响应和对科技的重视，也跟着布局类似的项目。“这样必然会浪费国家科研资源，浪费科研人员的时间和精力。”在周忠和看来，“项目多”之所以成了问题，根本症结在于项目设计过程中行政干预过多，“许多时候立不立项不是看科研价值和科学规律，而是看领导指示”。由于一些僵硬的规定，项目设计和预算管理的不合理或不充分也是科研人员申请许多项目的苦衷之一。不仅如此，周忠和认为，项目“多”只是表象。“项目是真的多吗？‘多’是相对于‘少’而言的，有‘多’必然就会有‘少’。”周忠和说，“项目多”的情况只是集中在政府部门认为是“热门”的领域，“冷门”领域项目资源紧俏。就基础研究的投入而言，相较发达国家，总体上我国并不充足。他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在过去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科研的计划经济式管理有利于把有限的资源分配到国家最需要的领域，但是，我国科技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很多原先的做法已经不能适应中国当前科技发展的需要。“这就好比一个人生了病，医生当初下了猛药，初衷是好的，短期见效快，但是副作用太大了。”“急功近利式的科研跃进，对成果立竿见影的期待，以及科研项目计划的政治化，已经破坏和透支了学术生态环境，生态修复将是一个缓慢长期的过程。”周忠和说。他建议，要解决包括“项目多”问题在内的“三多”问题、修复学术生态，科技管理首先要适应科技发展新常态，尊重科研规律，尊重学术共同体。尽管无奈，在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周忠和还是想方设法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把科研人员“解脱”出来。比方说，不把科研人员申请项目的多少和是否有“帽子”作为评价科研人员能力的指标。“不能把手段变成了目标。”周忠和说，科研成果不是用钱砸出来的，项目多不应该作为科研评价的指标，真正应当评价的是项目成果，“如果以少的经费和项目作出了大成果，那才是真的有本事”。
来源：中国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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