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8月28日，我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流体力学家周培源出生。周培源是我国近代力学奠基人和理论物理奠基人之一。
《风范：北大名人寓所及轶事》一书，以翔实的内容记述了老北大一代名士的风采。他们的才华和品格，及对教书育人的独到见解，都令人肃然起敬，缅怀不已。
本栏摘编的是其中的一个片断。尽管，这只是老北大校长周培源生活中的几个小故事，但却十分精彩、生动而又真实，读着这些小故事，仿佛博学多才、潇洒倜傥的周先生就站在我们面前———
他曾被叫做“周白毛”
在“文革”时期的北大，周培源因与当时的风云人物聂元梓观点不同而被对方猛烈攻击，满头白发的周培源因此在大字报和各种会议上被人称做“周白毛”。
1966年5月25日，以乱世狂女聂元梓为首的哲学系7名教员，在北大大饭厅东墙贴出了“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把矛头指向了宋硕、陆平、彭云。开始时，周培源单纯地以为，这张大字报揭开了北大的盖子，心里甚是高兴。因而在当晚的北京物理讨论会筹备小组会上，兴奋地向大家通报：“北大出现了一张大字报，爆炸了一颗原子弹！”
“文革”初期，周培源游离于北大“文革”的中心圈之外，因为他在1964年北大“四清”中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信，批评党委书记陆平把北大搞乱了，人们便没有把他划入“陆平黑帮”圈子之内；又由于他是“陆平王朝”的副校长，一个有“资产阶级”烙印的学术权威，他也当不了“左派”。没有被列入校文革筹委会的班子中去。他只是作为一个留用人员，继续主管北京大学汉中分校———又称653分校的工作。
分校虽然深藏在秦岭南麓，照样开展着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一个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某建筑公司的副经理，为了转移群众视线，保护自己，便挑动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把“革命烈火”燃向周培源。当时，从汉中到阳平，沿路都可以见到这样的大标语：
“周培源是陆平、彭云的黑帮分子！”“周培源是57年漏网右派！”“周培源是汽车库爆炸的黑手！”
工人们多次围攻653分校的主楼，高喊“打倒周培源”的口号，试图冲进大楼，揪出周培源。邓朴方、赵丰田等同学一方面组织北大学生坚守大楼，向工人们介绍周培源是毛主席、周恩来信任的革命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又给中央和北大发了加急电报。周恩来得知消息后，给汉中有关方面作了指示，要求他们确保周培源的人身安全。9月下旬，周培源以参加国庆招待会的名义，返回北京。
回到北大后，周培源看到聂元梓在大树特树个人的绝对权威，上揪下扫，在北大制造“反聂即反动”的铁血逻辑，把一些持有不同意见的学生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有的学生因此而被逼疯、自尽，学校里一片肃杀恐怖。周培源出于正义感，给聂元梓贴了一张近万字的大字报，对她提出了善意的批评。聂元梓非但不接受，且恨之入骨，将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围绕反聂与保聂的斗争，北大产生了两大派。反对派需要寻找一个领袖，以抗衡炙手可热的聂元梓。以当时北大的形势，反对派领袖非周培源莫属。人们认为，你有权倾北大的“老佛爷”，我有“岿然不动”的“大菩萨”：一个有中央文革的鼎力支持，一个是国务院重点保护对象；一方说你是“右派翻天”，另一方说你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两方森严壁垒，视若寇仇。在一派群众的推崇下，周培源终于出任反聂派群众组织“井冈山兵团”第一任核心组组长，人们亦戏称之为井冈山寨的“寨主”。
当时反对聂元梓的人，需要相当的勇气，尤其是带头反对她的人，更需要无私无畏和舍生取义的精神。有关情况，季羡林先生在《牛棚杂忆》一书和一些文章中多有叙述。季羡林“拼着老命”上了“井冈山”从而被抓进牛棚。作为此山“寨主”的周培源更是冒着生命的危险。
当时，聂元梓组织了专案组，设法罗织周培源的罪名。由于他在二战期间曾参加过美国的科学研究，试制了投掷鱼雷，由此便硬说他是美国特务。此外，还把他们夫妇收藏书画并转给博物馆的过程，说成了倒卖书画，企图从人格上诋毁周培源。更为狠毒的是，聂元梓指使“新北大公社”数百名学生和工人深夜查抄周家，企图绑架周培源。幸亏公社成员、无线电系学生刘树民出于良知冒险到周家透露了这一讯息，使周培源事先得以转移，躲过一劫。只是，夫人与女儿被打，全家器物遭到严重破坏。
周恩来闻讯后，严厉批评了聂元梓，并让谢富治、丁国钰转告周培源，让他退出群众组织。周培源在确知这一安排是周恩来出于对自己的关心、与组织性质无关的情况下，听从了众人的劝说，退出群众组织，只身离开了北大。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周培源终于排除了历史的雾障，对北大那一段历史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以一句话概括了北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轨迹，说道：“聂元梓是以极左反‘左’。”
流体力学四巨人与“周大将军”
周培源一生有两个主要研究方向，一个是广义相对论引力论与宇宙，另一个是流体力学湍流理论。他在后者上的成绩尤为突出。他对湍流理论方面进行了长达六十余年的研究，被称为世界当代流体力学的“四位巨人”之一。
1938年，周培源随清华大学前往昆明，周培源一家历经搬迁之后居住在昆明城外西南方的山邑村。此时周先生的女儿周如枚、周如燕已到了上学的年龄，需到距村12华里的车家壁上小学。于是，周培源买了一匹马，用以代步。此马系云南西部出产的永北马，毛色枣红，骨骼粗壮，强健有力，赠予佳名曰“华龙”———“中华之龙”。每逢一、三、五上课之日，他5点多钟便起床，喂好马，备上鞍，让两个女儿坐在马背上，自己牵马步行，把她们送到车家壁，然后独自骑马去西南联大。每周二、四、六不上课，送过女儿，便驱马到山上吃草，当起马倌。周培源以马代步，驰驱在山邑村与学校之间。精瘦的躯干凛然地骑在马上，颇有几分威武，物理系教授饶毓泰便戏称他为“周大将军”，这个外号在联大的教员与学生中广为流传。学生们十分喜欢华龙，课余为它添喂豆子和草料，上课还时不时地偷偷地往院子里瞅它几眼。周教授如此“单骑走联大”，也真可算是当年昆明“一景”！这种事，是别的教授都做不到的，由此引出了金岳霖后来最爱开的玩笑之一：如果有一天我们这批教授被困在一个荒岛，大概第一个死掉的是叶企孙；第二个就是我，他比我还不行；最后惟一能活成也许能活久一点的，大概只有周公了。今天金岳霖教授笑话中所提到的几位教授均已作古，联想他们后来的经历，不禁使人感叹不已。
巡逻与狩猎
1948年12月13日，解放军前锋部队到达清华园一带，国民党军队撤至城内。清华园处于“真空”状态。为防止国民党败兵和附近地痞流氓趁乱打劫，清华决定组织师生巡逻队保卫校园。教师中，带队的就是周老。当时，他家中有几支由一位外籍教师回国前留下的猎枪。周老这位当时已享誉中外的物理学家，每晚背着猎枪，领着学生彻夜巡逻。他的邻居、好友、建筑学家林徽因得知后笑着说：“Typical（典型的）周公！除了他，这还能是谁？”赞美之意，溢于言表。
周培源生活勤奋而有规律，平日在家时主要都在书房里工作，极少与人闲坐闲谈。但他又是一个兴趣广泛爱好很多的人，年轻时爱骑马打猎，家中的墙上曾挂过一只他在山西猎得的鹿头。五十年代初期，有一次他突然来了兴致，力邀邻居梁思成之子梁从诫凌晨去圆明园废墟里打野鸭。梁从诫与周培源及其大女儿3个人在水塘边的草丛里趴了好几个小时，梁从诫连一根鸭毛也没看见，周培源竟在一片乌黑之中打中了一只猫头鹰。
陪享最高礼遇
1929年秋，周培源应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的邀请，返回母校担任物理系教授。这时他已离开祖国5年之久了。在去宜兴看望双亲之后，他乘车北上，行前他的同事与朋友———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杨武之，请他将杨的夫人和长子带到北京。杨家长子时年7岁，聪明伶俐。一个27岁的应聘教授与一个年仅7岁的小学生，一路上谈笑甚欢，成了忘年之交。这位后来据说爬过清华园中每一棵树的淘气男孩名叫杨振宁。
十几年后，杨振宁考进西南联大物理系，成了周培源的学生。尔后杨振宁到美国留学任教，1965年与李政道一起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1973年7月17日下午，毛泽东接见又一次来访的杨振宁，这是当时中国的最高礼遇。周恩来陪同接见，周培源作为中国物理学界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也享受了随同接见的殊荣。
那天，周培源携带着笔记本，像学生一样认真地做记录。一见毛主席的面，他情不自禁地沿用当时的敬语，说：“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毛泽东头脑清醒、谦逊，在科学家们面前回答说：“这句话不对，不科学。没有万寿无疆。”
周培源真诚地回答：“这句话表达了全中国人民热爱毛主席的心意。”
当时周培源说到以前曾教过杨振宁，现在则要向他学习时，毛泽东便对周培源说：“你现在落后了吗？”
周培源颇为无奈地回答：“很落后，后来居上。”
“一塔湖图两锅周”
“一塔湖图两锅周”，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在北京大学流行一时的一句话。“一塔湖图”指的是博雅塔、未名湖和图书馆。这是当时人们来参观北大所必看的几处景观；“两锅周”是指当时的校长周培源和党委书记周林。今天看来这是一句十分机智而略带调侃的话，它确实生动地描绘出了那个时代北京大学的某种状况，这样的话也许只有在北大才能产生。
1978年7月周培源被中共中央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在全校党员干部会上他不无激动地发表了演说：“我一定要把党中央、国务院对我的信任作为对自己的有力鞭策。我已经76岁，为党工作的日子不多了。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要为发展科学、教育事业，献出我的余年。我对北大是有感情的，希望能和北大的广大群众一起努力奋斗，早日看到北大成为名副其实的重点大学。”然而，校长的职位给他带来了繁重的负荷和不绝的烦恼。北京大学恐怕是中国最多事的一块是非敏感之地，派系林立，人际关系盘根错节，作为一个科学家，处理此类事情他不堪重负，备感艰难。
1980年9月出访归来，周培源深感身心俱疲，难以为继。他半生研究湍流，湍流又被称激流，在中国的词汇中有一个词叫“激流勇退”，尽管这不是他的性格，但在家人和亲友的再三劝说下，他终于做出了无奈的抉择，出师未捷身先退。周培源在解放思想的前延后续中遇到了一时难以想像的重重阻力，改革教育、振兴北大的使命未能如愿以偿。一个以继承蔡元培事业为己志的北大校长，终于在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后，不得已做出了激流勇退的抉择。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他得以登上使命的峰巅，而今欲干不能，欲罢不忍，其内心如何则可想而知。
清华园内才子佳人
1930年某个星期日，周培源到一个同学家中作客，无意中发现一张女子照片，形象亮丽动人，使他眼睛为之一亮。他原认为是这位同学的妻子刘孝锦，当得知不是时，心中不由暗喜。同学夫妇看出他的心思，决定撮合这门亲事。照片的主人叫王蒂徵，是刘孝锦的同学，北平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她是吉林省扶余县人，父亲开一家造纸作坊以维持生计。她天生丽质，机智伶俐，有很强的感悟力与凝聚力，是同学中的核心人物。
周、王两人相识两年后，于1932年6月18日在北平的欧美同学会举行了婚礼。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亲自主持了婚礼。此后，这对夫妇双双出入清华园，成为校园中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直到数十年之后，曹禺还对周培源的四女儿周如苹说道：“当年，你妈妈可真是个美人，你爸爸也真叫潇洒。那时，只要他们出门，我们这些青年学生就追着看。”
“这一辈子不是我所追求的”
“这一辈子不是我所追求的”。是周培源晚年回顾时所说的一句话，此话可谓意味深长。周培源是一个视科学为生命的人，新中国成立前，他在广义相对论和湍流理论上取得了令世界同行瞩目的成绩。新中国成立，过多的行政工作、社会活动占去了他许多时间和精力。在北大曾有过这样一种说法：周先生是科学家中的政治家，政治家中的科学家。
周培源对自己的一生也许应该是很满意的。
但他还是不满意，据说成功人物的一大特征就是对自己有着更高的要求。周培源也许就是这样的人吧？
摘自《风范：北大名人寓所及轶事》 张帆著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