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文史精华》
少年时期的竺可桢
卓越的科学家竺可桢(1890—1979年)不仅是我国近代气象科学的奠基人，而且是研究我国物候学的倡导者。他持之以恒、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以及坚强的毅力和高度的责任心，是与其幼儿时养成的勤奋好学、多问善思分不开的。
竺可桢的父亲竺嘉祥，是上虞东关镇上有名的老实人，开着两间屋面的米行，生活并不富裕，但也不算很苦。母亲顾金娘是一位开明女性，性情贤惠，待人诚恳，虽不识一字，却懂得不少为人哲理。竺可桢幼时身体瘦小，到4岁时还不会开步，因此，全赖母亲和姐姐们轮流背抱他去河边、地头、街上走走，而他又天生多问，诸如“这是何物”，“那是何店”，“河上为什么有那样高的石桥”，“街上为何有那么多的人”……4岁秋日，父亲背着他上街去，每见一爿小店的招牌名称都读给他听，他就跟着读上一遍，回家时竟能背出8爿小店的招牌名称。从那次以后，父亲便开始教他读唐诗一百首。到1894年，5岁的竺可桢已识字千余。于是父亲便把他送进东关镇上惟一的一所敬义小学，不久，又聘私塾先生在家启蒙。
6岁的竺可桢似乎已是个神童。他那过人的天赋、绝顶的聪颖把那些富家子弟远远甩在后面，不到两年时间，那些《三字经》、《神童诗》、《千字文》、《百家姓》之类的读本，已远远满足不了他的求知需要，于是他便串门于同学和乡邻之间，寻找着各种各样的线装书籍。为了满足儿子的求知欲望，竺可桢的父母经过多次商量，决计不惜一切代价，于第三年春上，把自家天井南端那间堆满杂物的小屋腾出来，作为竺可桢的“三味书屋”，并用“米行”收入的三分之一聘请了闰土家乡的那位大名鼎鼎的章景臣先生来家执教。从此，竺可桢如鱼得水，几乎每天清晨5点钟起床，独自坐在天井里默背四书五经、《史记》、《资治通鉴》……不到两年，这些书他几乎背得滚瓜烂熟。章景臣只好把自己的藏书搬了出来，供竺可桢阅读。
竺可桢除酷爱读书之外，还特别喜欢提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诸如：洗衣服为什么要用肥皂?燕子为什么飞得这么快，为何要在檐下做窠?天为什么会刮风下雨?雨水怎能把石板滴穿?……给曾经在江浙府县衙门做过“师爷”的章老先生出了不少难题。章先生对竺可桢父母说：“在我所教过的千余名学童中，像小可桢这样聪颖极顶的童子实属少见。”
对于先生和大人们也无法解释清楚的问题，竺可桢总是独自苦苦思索。一次，他听小伙伴阿林告诉他说：“村东王老爷家的桃树已开花了。”竺可桢深为奇怪，往年还要等七八天才开的桃花，为什么提前开了?他不顾母亲劝阻，放下饭碗，偷偷地翻过王家围墙，记下了某年某月某地桃花开放。这样，竺可桢闯下一次次“大祸”，成了远近闻名的“淘气鬼”。
1899年秋，东关办起一所“毓菁学堂”。竺可桢于是年考入了这所小学堂，一读就是6年。据说，竺可桢把古诗当做研究古代物候学的科学文献，追根溯源，还是在“毓菁学堂”读小学五年级时开始的。一次，他偶然读到白居易名作《赋得古原草送别》，便对同学任葆泉说；“‘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20个字不是指出了植物随气候的变化而变化的吗?就我们脚下这条小路的青草来说，也不是一年一度的荣枯循环吗?这个循环肯定是随气候为转移的……”
竺可桢的童年是一心读书长知识的童年，然而也是个多灾多难的童年。在他小学毕业那年，父亲的“米行”被迫“打烊”，家境每况愈下，他那一心求读的愿望也成了泡影。但他求知之心未泯，便向老师(时已称为“干爹”)诉说自己的心思。章景臣以其远见卓识，肯定自己的学生将来必成大才，于是与妻子商量，决定出钱资助可桢继续求学。这样，竺可桢考上了绍兴东湖法政学堂。
东湖法政学堂的前身是著名的东湖书院。在当时向学生灌输的是政论法学知识，也介绍一些西方的法律内容，竺可桢始感兴趣，但后来总感到自己不具备能言善辩的本领，暗定自己的去向必须是向自然科学方面发展。这样，不到一年时间，他便毅然离开了东湖法政学堂，孤身一人来到大上海，于1906年考入了上海澄衷学堂。以后又转入复旦公学和唐山路矿学校读书。期间，他多次写下了这样的誓言：“吾将一生学好科学，吾要以科学来唤醒民族，振兴中华……”就这样，他每日必在日记上记下一些话来激励自己。然而，他的这种专心致志，也遭到一些人的讥笑，讥讽他是“呆秀才，书庸子”。更有甚者说他是“读书不去会试，读书不为做官，要这样的无用读书干什么?倒不如去看牛做生意来得痛快!”
在嗤笑和讥讽面前，竺可桢并不气馁，他有自己的志向和追求，更加奋发读书。夏日蚊多，他穿上竹布长袜，或用一个高木桶，盛满清水，把双腿泡在里面；冬天严寒，他就在土布长衫外勒上一根布带。竺可桢如此苦学善读，博览群书，为他以后在学术上有所成就着实开了个好头。
有人说，竺可桢后来严谨不苟的治学态度和“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求是学风，是与幼小养成的勤奋好学、多问善思的习惯分不开的。这话自然很有道理。
浙大西迁时期的竺校长
1910年，竺可桢考取第二期庚款留美公费生。先入伊利诺斯大学农学院，后又进哈佛大学研究院地学系学气象学。1918年秋，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归国，先后任武汉高师、南京东南大学、天津南开大学地理气象学教授。1936年，由蔡元培、翁文灏、郑晓沧、胡刚复、邵元冲、陈布雷诸人提议，蒋介石决定请竺可桢出任浙大校长。2月21日，竺可桢会见蒋介石，23日专程赴沪向蔡元培汇报担任浙大校长一事。经近半个月的踌躇考虑，到3月20日经各方劝任，竺可桢才正式决定接受校长之职。当时竺可桢在日记中写着：“已有不得不去之势”，“翁、陈既相推重，余亦牺于一时。”
当时浙大学潮汹涌，纪律松懈。竺可桢就职后，就发表《大学教育之主要方针》，提出要办好教育事业，第一要明白过去的历史；第二应了解目前的环境，即凭借本国的文化基础，吸收世界文化的精华，才能养成今日需要的有用人才。他勉励学生为学问而努力，另一方面要为民族而奋斗，在外侮日亟的年代，承先启后，精研学术以自勉，为国效劳，做出贡献。
在办学方法上，他又提出“充实教授人选，增加图书设备，奖励优秀学生和贫寒子弟”。他以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大学教育成功与否，系乎学风的优劣，而教授的人选，为转移学风的动力。他举例说，我国古代的书院，往往有一二位大师，便就造成了一种很好的学风，如朱晦庵讲学於白鹿洞书院，陆象山讲学於鹅湖书院，文风所播，影响殊深；近代西方大学亦然，如英国剑桥大学汤姆逊教授，美国哈佛大学的詹姆士教授，均影响深远，流泽无穷。就这样，竺可桢以其清廉的人品和广博的学识以及诚厚的态度，终于邀请和留住了一批品学兼优的教授如谈家桢、贝时璋、章用、曾士炯、罗宗洛、苏步青等。据谈家桢教授回忆说：“1937年秋，我在美国摩尔根实验室完成了博士学位后，又遵照导师布赞斯基的要求，又搞了一年的研究工作就回国了。可在那个时期，封建思想十分顽固地控制着全中国，各大学派别森严难越。我是一个在教会学校长大的学生，我的关系体系是属于教会这一系统的。可是我不想再回到教会办的大学中去，我希望能找到一所学术空气浓厚的国立大学去。可是我无法越过这条鸿沟，走不进国立大学去。正在苦恼时，我的一位留美同学朱正元先生替我写信向浙大文理学院院长胡刚复先生联系推荐。不久，我便收到了竺可桢校长的聘书。我到浙大任教时还只有28岁，而竺校长批给我的待遇是二级教授，真算是重金聘请了。”
还有，章士钊的儿子章用和曾士炯，也是被竺可桢用重金聘来的。“那时开欢迎会是在警报声中进行的，因为校长器重他们，他们也更加热爱浙大。浙大在建德时，有次有位同学问章教授：‘警报都响了，老乡都去躲飞机了，我们还上课吗?’答：‘怎么能不上课呢?’又问：‘黑板挂在哪里?’答：‘可以挂在我的胸前!’可见浙大教授的负责和献身精神。”竺可桢不但能认识人才、罗致人才、容纳人才，更能爱护人才。当时浙大聘来了一位出自牛津大学的政治学教授费巩，很会骂人。有一次在教务会上，费教授指着竺校长的鼻子说：“竺校长是学气象的，只会看天，不会看人。”竺可桢听了，只含笑不语，可见其容人之量。
抗战一开始，国民政府仓促由南京搬迁四川。临走时把嫡系大学如中央大学等一个个都搬到了安全地区，而对浙大却不问不闻。1937年冬，竺可桢带领全校700多位师生初迁浙西天目山、建德。可是到了10月24日，杭州沦陷，浙大被迫继续西迁江西。途中，竺可桢对苏步青教授说：“你的夫人是日本人，此行路上有人要盘问检查，搞得不好，还有生命危险。我已经替你向朱家骅(时任浙江省主席)要来一张手令，规定沿途军警都不得盘问检查。”时至1990年，苏步青教授还牢记着这件往事。苏教授说：“后来我从建德回温州，路过丽水，汽车站的站长前来检查，他说：‘如果没看错，你的夫人是日本人，我们应该检查!’我把赵曾钰局长(浙大校友，时任第三战区交通电讯管理局长)的介绍信给他看，不买账，只得拿出朱家骅的手令。他立刻改变了态度，急忙说：‘那就不需要了。’可见这一‘手令’还真管用，也可见竺校长对教授的关心。”
在敌人飞机的一路轰炸之下，浙大师生终于到达吉安。入夏，竺可桢夫人张侠魂、次子竺衡患病，因缺医少药，相继去世。作为校长，竺可桢对自家这天大的事情也顾不上了，学校的师生生活、学习、迁搬、防空等等千头万绪的事情都等着他去处理。孰料刚到泰和，又遇赣江洪水暴发，竺可桢在安排好开学、上课、招生工作后，马上命令土木系师生去协助地方人民，筑造一条防洪长堤。当地人民为感激浙大师生，特命名为“浙大长堤”。入秋，因日军步步南逼，浙大再次迁到广西宜山。部分青年学生，血气方刚，纷纷要求赴前线杀敌，因此，弃学从军之议，热烈异常。为此，竺可桢对“求学乎”、“从军乎”的重大问题专门举行了一次演讲，他例举了春秋时赵氏孤儿的故事，加以发挥：程婴、公孙杵臼同救孤儿，前者是将自己的儿子冒充孤儿，交给公孙杵臼藏匿，自己去“告发”，让公孙舍身，结果自然是公孙杵臼和假孤儿被杀害；程婴遂躲进山林，将孤儿抚养成人，精心教育，以成大器。接着他又阐明当今面临敌人之际，年轻人有两种途径可以报国，一是赴前线杀敌，但需有勇气与胆量，正好像公孙杵臼所为；二是在校刻苦学习，以后从事建设工作，正如程婴所作，要有毅力与恒心，习农的从事增殖农产以补民食；习工的从事工业建设，如造桥梁与建公路；习文理的可从事研究和教书。这些工作，需要有专门知识和工作热忱，或者比前者更为困难多多。大学生有这种认识与抱负，才是时代的宠儿和国家的栋梁。竺校长的这次演讲，令全校师生信服。
1940年，浙大继续西迁来到贵州遵义，分散在湄潭、永兴、青岩等点。贵州地势偏僻崎岖，交通不便，生活极其困难。为此，竺可桢把教授当做宝贝使用。其一，他推行导师制。决定学生可以自由投票选择导师。这样，便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好学风。其时，学术之盛，哲彦济济，学人荟萃，英国皇家学会会长李约瑟博士赞美曰“浙大是东方剑桥”。
在自由投票选择导师中，曾出现了“竺可桢‘言志’”的一段佳话。当时有位机械系的学生马国均(现任美国匹兹堡西渥电气公司顾问工程师、核电专家)，票选竺可桢校长为自己的导师，成了竺校长唯一的一位学生。当时竺可桢问马国均毕业后有何志向，马答将来考公费留学。竺又问：“留学学什么?”“航空工程。”竺可桢听后说：“你们这一代很幸运，对自己的前途知道怎样选择，而且有无限的不同的选择。”马国均听了反问道：“校长的意思，我们这一代很幸福?”竺可桢把自己的一段‘立志’的往事说给马国均听：“我是前清末年被选拔去美国留学的。当时年仅16岁，剪了辫子才准上船。到了美国连英语都听不明白，莫说选课了。校方问我想学什么，我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沉思了一会儿，我说，中国以农立国，我要学农科。学了一年农科，觉得没有味道。有人说理科比较新颖。于是，我请求转系。校方问转什么系，我答：想读与农业有关的理科。那位美国人一面摇头，一面翻阅学校基本概况。说：有了，读气象怎么样?又是理科，又与农业有密切关系。就这样，我学了气象。”竺可桢接着对马国均说：“我们那一代人，连立个志愿都不知道如何去适合国家的需要，你们这一代人，不但人人都有能力选择志愿，而且机会那么多，这不是幸福是什么?”这段师生对话，激励了浙大师生奋发向上的风气。谈家桢教授对此回忆说：“我的一些最重要的研究论文就是在那穷乡僻壤的湄潭唐家祠堂中研究出来的，我的一些卓有成就的学生，也是在那里培养出来的。我今天回顾我的一生，最宝贵的时期，就是在浙江大学任教的这个时期。”其二，是竺校长关心教授生活，使教授安心教书。据苏步青教授回忆：“有一天，竺先生到湄潭县的姜公祠里(数学系设在此)，对我说：‘你不要等到暑假，快把家眷接出来吧!’我说：‘我哪有这么多钱啊。’他说‘钱不用愁，我们学校替你包下来了’，于是他一下子批给我900块大洋。当时这是多么大的一笔数字啊!那年4月，我就回浙江，经过35天，带家眷回校。竺先生知道后，说：‘这下子我好放心了。’”
抗战期间，每逢7月7日日军侵华的这一天，浙大总要集合大中学生，举行纪念会。会上照例有当地的军政长官讲话，但大都是口号式的空泛之词。浙大到了遵义后，竺可桢出“抗战现势”之题，请军政长官讲演。而他自己也作了有内容有识见的讲演。在这样的乱世环境里，竺可桢既要支持大家参加民主运动，又要领导大家开展自由学术活动，真是多么的不容易啊!因此，浙大的师生对于浙大有如此的一位校长而自豪。
在如此多事之秋，竺可桢仍不放弃学术研究。1943年，他着手研究二十八宿起源问题，并撰写了《二十八宿的起源》论文。当这篇论文先后在浙江大学《思想与时代》学刊和《气象学报》上刊载后，立即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英国科学家李约瑟於1945年8月欲将此文编入他与张资洪合编的《中国天文学史》中，竺可桢应约改写成英文后，又在美国《大众天文》(1947年2月号)刊出。10年后的1956年，竺可桢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国际科学史大会上宣读了《二十八宿的起源》一文，引来了全场热烈的掌声。
这篇文章以中国得天独厚的浩瀚史料和科学的精辟分析，消除了起源地点或主印度、或主中国、或主巴比伦等的国际争论，令各国科学界人士折服。可以说，它是世界第一流水平，中外没有能超过的。
竺可桢真是一位好校长，他与蔡元培先生一样，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伟大的校长。
保护文澜阁《四库全书》的“竺卫士”
《四库全书》编成后总共缮发了7部，在历史变迁中屡遭厄运，尤其是藏于南方的3部，扬州文汇阁和镇江文宗阁的两部都焚毁于战火，惟藏于杭州圣因寺文澜阁的一部得以幸存，成了南方惟一的孤本。
抗日战争期间，特别是上海失陷后，浙江省图书馆将《四库全书》迁运到浙西的建安山区。此时，竺可桢虽已随浙大迁至江西泰和，但当他得知日军在攻陷杭州后把浙大及省图书馆的图书、仪器掠往日本的消息后，预感到转移在建安的《四库全书》的危险性越来越大，必须尽快将《四库全书》西迁内地。但《四库全书》有36500册之多，转移谈何容易?于是他想出一计，特以校长名义给已迁至武汉的教育部发去急电，指出《四库全书》在南方仅存一套，请求由浙大协同省图书馆一道将书西迁内地。教育部同意竺可桢的内迁方案后，他便委派浙大历史系教授李洁非全权负责《四库全书》转移事宜。临走时，竺可桢又对李洁非一行4人叮嘱道：“此乃我国文化之瑰宝，你们一定要把它保护好，千万不可等闲视之。”就这样，经过一年多时间，《四库全书》才在枪炮声中于1939年2月平安运到贵阳，被放置在贵阳西门外的张家祠堂。竺可桢接李洁非信后，马上奔赴贵阳，亲察书库状况，觉得情况并不理想。一则张家祠堂离贵阳城仅3里之地，附近又有一个火药局。于是他找贵阳市有关部门交涉、恳求，才于6月将《四库全书》搬出张家祠堂，移置贵阳的地母洞。竺可桢又亲自察看地母洞书库的建筑，觉得湿度太大，不放心，又一箱箱地打开亲验书页有否变质。最后，他对留守人员强调说：“我是学气象的，贵阳这地方气候潮湿，你们一定要定期晾晒每一册书，谨防书页受潮。”后来，他又利用工作之便常与贵州省地方政府交涉，将地母洞书库的瓦片重新翻盖加厚，才使《四库全书》在此7年多时间里安然无损，因此，竺可桢被各界人士赞誉为保护文澜阁《四库全书》的“竺卫士”。
1946年秋，《四库全书》随同浙大迁回杭州，再次存放于西湖孤山圣因寺文澜阁。
1947年9月，世界远东地区基本教育会议在杭州召开，会议期间，代表们参观了浙江图书馆。馆长陈博文向代表们介绍说：馆内原藏几十本《永乐大典》已无一幸存，而那36500册《四库全书》却无一缺损，与会代表无不惊叹。当一名代表问及竺校长如此全力保护《四库全书》有何奖励时，竺校长回答说：“《四库全书》运回杭州后，浙江大学取得了和省图书馆共同利用馆藏的一切文献、书籍和资料的权利，作为浙大的校长，我觉得这就是奖励。”
中科院里的竺副院长
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0月16日，竺可桢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期间，他很少坐车上下班，而总是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步行经北海公园。这是为什么呢?原来竺可桢是在利用上下班观察公园里桃花开于何日、柳絮飞于何时、布谷鸟始叫于哪天……凡遇到外出有事，又必嘱妻子帮着留心燕子什么时候飞来家，也让女儿帮着观察北海的冰什么时候初融，还让邻居留意哪天杏花开了第一朵……如此经过23年的观察和分析，竺可桢终于在1972年绘制成了一幅《北京春季物候现象变化曲线图》，为后来编制自然历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竺可桢又喜欢到野外观察物候，尤其是他进入70岁高龄后，常换上耐磨的网球鞋，带着温度表、罗盘、高度表和照相机，每到一处，必先拿出罗盘定方向，接着用高度表测海拔，然后再用温度表测气温，最后用照相机把眼前的景观照下来，作为科学研究的第一手资料。经过这样的调查研究和实践、分析，他又写出了《关于我国气候若干特点与粮食作物生产关系》。毛泽东读了他的这篇文章后，于1964年2月6日，在自己的卧室里召见了竺可桢。毛泽东说；“看了你写的《关于我国气候若干特点与粮食作物生产关系》，就想到了农业八字宪法管地不管天；除了土、肥、水、种、密、保、管、工以外，还可以加上‘光’和‘气’两个字。”接着，毛泽东又兴致勃勃地与竺可桢谈起太阳光怎样把水和二氧化碳合成碳水化合物的问题，说：“光辛辛苦苦地工作，不充分利用它，可惜。”临别时，毛泽东对竺可桢说：“还有什么著作，送给我看看。”第二天，竺可桢写了一封信，并把《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和《物候学》两本书送给了毛泽东。此后，竺可桢又从我国古代大量的史书、方志以及古人的日记、游记、诗词中寻觅古代气候的线索，写成了《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这部著作依据历史上气候变迁情况，古为今用，对气候的长期预报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因而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推崇。1973年5月27日下午5时，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会见美国科学家代表团，特邀竺可桢陪同。周恩来还对竺可桢说：“你写的《中国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我看到了。你还可以对世界气候变迁作些通俗的解释。”接见结束时，周恩来又对竺可桢说：“现在到21世纪还有四分之一时间，郭老还有19年才100岁，你还有17年才100岁，章士钊写书写到92岁，你还可以写出不少书来。”为此，竺可桢深为感动，向周恩来含笑致意。
这年12月31日，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苏联气候界又在宣传地球变冷的消息，说列宁格勒近年比1940年左右低摄氏一度。我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早已指出，这类摄氏一度上下的变迁，过去五千年极为普通，算不了地球变冷的证据。”他还用红笔在这段话前面写下“杞人忧天”四个字作为标题。
竺可桢还对治理沙漠非常关心。为了使人们认识沙漠，他写了《沙漠里的奇怪现象》，对晋法显著《佛国记》和唐玄奘著《大唐西域记》中所说的“恶鬼和火热风”、“鸣沙与海市蜃楼”等，都一一作了科学的解释。与此同时，他又写出《向沙漠进军》的论文，提出抵御风沙袭击的方法是培植防护林、抵御沙丘进攻的方法是植树种草等治理沙漠的建议，并作出科学结论：沙漠是可以征服的……直到1974年2月6日临终前一天，竺可桢还不忘科学研究的记录，他用颤动的手在病床上写下：“气温最高零下1℃，最低零下7℃，东风一至二级，晴转多云。”当时他已不能到室外亲自观测温度，这是依照气象局的报告记录的，所以还特别注上“局报”两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