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静娴（1929—2015），中国制药工业企业第一位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北制药高级工程师。1952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即进入东北制药总厂工作，长期奋战在我国化学制药科研工作第一线。20世纪60年代，提出并组织实施磺胺嘧啶重大技术路线的改进；70年代，与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合作主持研究发明的抗疟疾新药—脑疟佳、全化学合成黄连素均为世界首创；80年代，组织和主持头孢类药物、脑血管用药等产品的研究开发，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其中头孢噻肟钠、头孢三嗪、头孢他啶、头孢氨苄的成功开发，填补了国内企业头孢类抗生素的生产空白；1993年开始创新药物尝试，研制成一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产品，并通过卫生部专家委员会评审。199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铁西区，重工北街，广元里。
东北制药总厂（以下简称东药）这个年代久远的职工家属区依旧弥漫着浓浓的年味，11号楼静静地坐落在一片老式楼群中间。
4楼一个房间，夕阳余光透过没有遮挡的窗户折射到墙壁之上，光影斑驳中，墙上那张手绘化学分子结构图静谧而神秘。
房间的主人，有一个文雅的名字，安静娴。
这位女士是东药的灵魂人物：她是我国头孢菌素系列产品的研发者；她的学术成果始终处于业内前沿、高峰，却从不著书立说；她研发的药品救人无数；她终身未婚，过着极简生活。
安静娴，我国化学制药企业唯一的中国工程院女院士，她有着怎样的过往？
56个春秋
时间都去哪儿了？
春晚一首歌中看似不经意的一句歌词，引得众人感叹时光流逝。
对安静娴而言，她的时光与东药的发展融为一体，她的时光与药品研发光影相随，从她的青葱岁月，到耄耋之年。
化学药品研发并不是安静娴最初的主攻方向，她最初的理想是当一名医生；进入东药，也非安静娴心仪目标地，她原本想留在北京的研究所，做纯学术研究。
安静娴身上浓浓的书卷味，与其家学渊源有关。
1929年的大连，位于寺儿沟有一安姓大户人家，2月12日是农历正月初三，喜庆之余，安家当时的当家人安式文有些着急，他的夫人正在分娩，等待中，一个小女孩出生了，兜儿成了小女孩的小名。
起初父母给女儿取名叫安馥芳，是希望这个女孩的人生永远像花儿一样馥郁芬芳。
安家家境殷实，又因为家族中出了很多太学生、贡生，整个家族对教育很是重视，开明的父亲还给兜儿请了家庭教师，安静娴这个名字，就是她的启蒙老师给改的。
安静娴所处年代，女孩子能从小学一直上到大学并非易事，安静娴虽然完整而系统地接受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学业教育，其过程却艰辛无比，和师承梁思成、一生致力田野考古的哥哥不同，安静娴从小痴迷数理化，这也让她在刚刚有懵懂志向时，将自己未来职业指向医生。
做医生的念头，伴随她升入高中，用安静娴自己的话说，“我最早的时候是想学医的，等我到高中时候，还是在为学医做准备”。
高中二年级，一次偶然外出买药看见的事情，让安静娴重新考虑自己的专业选择。
安静娴的高中是在北京上的，当时北京还没有解放。一天，她去西单附近大药房买药，结果看见所陈列的青年时期的安静娴在读报纸药都是进口药。不仅如此，即便对家境殷实的安静娴来说，药价也十分昂贵，更别提普通百姓。
其他药房是否也如此？带着这个疑问，闲暇时间又特意去了北京几家大药房，“国产的很少见到，几乎都是进口的”。
药房所见给安静娴的感受很不好，她问了自己一个问题，我成为医生以后，给病人看病开出药方，但药是国外进口的，老百姓吃不起，怎么办？
是否还坚持学医，让她很是纠结。
安静娴所处环境让她可以接触到很多有学识、有见地的人，用现在的话讲，她决定先在自己的圈子里探究探究。
一番下来，她发现无论是自己相熟的，还是朋友的朋友，圈中当时有为数不少的医生，却没有一个是搞药的。
她得出了一个结论，没有国产的药，即使知道病因也没办法医治，很多中国老百姓将因看不起病而等死。
这个结论，让安静娴做了一个决定，“我放弃了当医生的初衷，立志学药，并决定报考北京大学”。
1947年9月，安静娴如愿考取了北京大学药学系，中国从此少了一名医生，却出了一位制药研发的大家。
5年之后，23岁的安静娴进入东北制药总厂，“当时这里是中国制药的旗帜”，
那一年是1952年。
安静娴在指导试验
从那一年开始，东药厂区到职工宿舍的两点一线间，一个清丽的女子永远在相同时间出现在人们视线里；日落日出间，厂区在变大，女子头上的青丝，由墨色到灰白直至满头银发，她依旧在相同时间出现在职工宿舍到东药厂区的路上，她就是安静娴。
23岁进入东药，78岁停止工作，安静娴一生未曾离开工厂和生产线。
56个春秋，她身边景象不断变化，心中梦想依旧灿烂。与梦想相随的是，从最初磺胺嘧啶新工艺路线，到抗疟新药脑疟佳的研发成功；从头孢菌素系列产品，到全合成黄连素及新药长春西汀，不断填补着国内空白。她的一生，乐在药中。
中国头孢第一人
在东北制药，“安静娴”这个名字被几代人知晓，可人们都是习惯地称呼她“安工”，一直如此传承。从领导到普通职工，从她的学生到科研团队，“安工”，一声呼唤，饱含了尊敬，也带着不同的崇拜。
她的第一个成果—磺胺嘧啶新工艺路线
进入制药企业偏离了安静娴自己最初的职业规划，“我挺想去科研单位的，去做纯科学研究”。
因为这个想法，安静娴想在实习结束后便离开。多年后安静娴提及这段插曲笑道，“起码有半年，我还老在想，要是有机会我想走了”。
“工厂里整年到头就生产几个品种，同样品种转来转去，我觉得没意思”，安静娴不愿留下的原因并不复杂。
一个工人由于生产线发生爆炸而意外死亡，让安静娴留在东药。安静娴永远忘不了那个年轻人，尽管与她还不是很熟悉。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缺医少药。东药生产的药品中有一个化学名叫磺胺嘧啶的产品，是当时治疗一般感染的广谱抗菌药，也是治疗脑炎的首选药，供不应求。
生产线在那个时代的中国已经算是很先进了，但因技术所限，当时的工艺路线反应周期长、原料消耗多、污染严重，技术本身存在安全隐患，动不动就爆炸了。车间的一个工人因为岗位爆炸意外死亡，这件事对安静娴触动很大。
安静娴在学习中
安静娴觉得自己所学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比如老旧的生产路线是可以改进的，以此改善工人的工作环境。
这个想法不仅让安静娴留了下来，磺胺嘧啶合成新路线的研发也成了她的第一个研发成果。
安静娴把发现磺胺嘧啶新路线形容为“后面有个东西追着似的，非得让你快点走不可。这个过程当然辛苦，可辛苦之余也有乐趣。就是解决完一个困难，大伙还没高兴完呢，第二个困难又来了，再想办法解决。我就觉得又紧张还又挺高兴的。”
可以想见，过程绝非安静娴轻描淡写般简单，仅摸索安全条件反应一项，安静娴在实验中经历了几次爆炸，她自己都记不清了。
无数实验之后，安静娴率先在国内研究合成磺胺嘧啶工艺新路线，工人生产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那一年她刚过而立之年。
脑疟佳—救活中国大使
制药研发注定与危险相伴，无数次的实验，众多化学试剂，成分稍有差池就会爆炸；众多的化学成分中有一些是含有毒性的，每天浸染其中，又有中毒危险。患者所看到的是颜色各异的药片、胶囊，跟随在这一粒小药片背后研发者的艰辛，鲜有人知。
安静娴研发的药救人无数，既有平头百姓，也有达官显贵。“谷子黄，病倒床，闷头摆子似虎狼”，这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西南地区老百姓对疟疾的形容。
有关疟疾凶险，曾经参加过安静娴科研项目的陈明山讲述了一个故事，大概在1977年，我国时任驻喀麦隆大使陪同喀麦隆总统访华，得了恶性疟，发高烧，尿都是黑色的了，给他用氯喹，没有效果。
穷尽办法之后，有人突然提到沈阳东北制药总厂的安静娴不是研发了一种抗疟新药“脑疟佳”吗，是否可以一试。
有关部门批准后，给这位大使服用了脑疟佳，当天烧就退了，连服3天后大使痊愈。
大使痊愈了，但在这个药的研发过程中安静娴和其他科研成员，是通过亲自试药，得出药品的安全性的。
脑疟佳研发是国家“523”项目的一个成果，是当时一个军工项目，安静娴是项目负责人。
当时治疗疟疾首选药是美国“氯喹”，但许多地区疟原虫对常用抗疟药喹宁和氯喹产生抗药性，寻找新结构类型的抗疟药的任务便落在安静娴身上。
她遇到的首要问题是如何通过大量的定向合成和广筛找出有抑制作用的物质。无数次反复之后，安静娴从5800多个化合物中找出了显示良好抗疟效果的新药“脑疟佳”。
欣喜好像仅在一瞬间，合成时用量多少合适？“做毒性试验的时候，是在医生指导下做的，安静娴带头，我们都试服300毫克，根据我们的体重，300毫克是安全的。但当时确实是冒着风险”，课题组成员陈明山对当时情况记忆犹新。
陈明山说，“为防意外，安静娴和同事们住在医院，服药前、后都要做身体检查的，后来出现点小毛病，个别人眼睛看东西的时候有点变化，别的没有什么反应，还不错，大家都觉得，还算挺安全通过了”。
在陈明山看来，项目组成员之所以敢试药，是因为对安静娴的信任，“她工作非常严谨，试服怎么做交代得非常细致，对可能出现的情况，做了应急预案，大家虽然担着风险，但心里多少都有点底。她把这个队伍组织得非常好。”
以身试险中，安静娴摸清了化合物的毒性，最终确定了易控制、安全的合成方法，成功地拿到成品“脑疟佳”，在当时它被人们称为“中国的抗疟王牌”。
完成脑疟佳研发的时候，安静娴已过不惑之年。
头孢三代—填补国内外空白
药品研发的艰辛，不必赘言。但在安静娴的眼里，制药有着他人无法想象的乐趣。乐趣中，中国药品研发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品种出现了，它就是头孢菌素系列产品。
一般情况下，药品都会有一个化学学名，但对老百姓来说药品化学名是很晦涩难懂。不过也有例外，这就是头孢，老百姓对这两个字很熟悉。
百姓熟知，一方面源于它是广谱抗菌药物，用途广泛，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头孢第三代是我们自己研发的，填补了国际与国内的空白，给百姓带来了很大的用药便利。
填补空白的人，就是被誉为“中国头孢第一人”的安静娴。
今天我们看见的一粒小药片、一粒小胶囊、一支针剂，融入了安静娴多少心血也许只有当事者才最清楚，我们所知的是开始头孢菌素系列产品研发时，安静娴已是半百之人。头孢系列产品中的第一个品种，从论证到向生产过渡历时4年。随后其他4个产品的研发以及对已成型产品的不断改进，贯穿了安静娴整个甲子岁月。
对头孢系列研发当时分歧很大，主流意见是即使我们自己搞替代进口产品，也要从第一代搞起，可以借鉴。当时国外头孢菌素已经上市十多年了，经历了第一代、第二代。
安静娴不同意，“我们不搞一代，也不搞二代，直接搞三代，这样的话我们搞起来就跟上世界的步伐了”。
安静娴在做试验
参与过当时工作的李绍新说，“第三代特点就是比一代、二代的抗菌谱更广了，抗菌活性也高了，另外就是一代、二代用了以后有耐药性，第三代比较少耐药。”
翻阅当时研发记录，里面太多化学分子式、实验数据，对外行人来犹如天书，在这些天书中，头孢系列产品一个个问世，“头孢产品的研制成功，在国内均属首创，头孢产品部分替代了进口头孢药品，促进了我国医药工业发展，提高了我国临床用药水平……”这段直白的语言概括了它的作用和价值。“头孢产品可以说为人类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在陈明山看来安静娴研发头孢系列的贡献不仅限于填补了空白，还救活了困境中的制药企业，“一些药厂就靠这个起死回生”。
1997年，安静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成为中国化学制药企业唯一女院士，那一年她68岁，年近古稀。
极简生活
这是一本质地古朴的相册，里面是安静娴各个时期的照片。
4岁的安静娴依偎在哥哥身边微笑着，齐耳短发，很是可爱；15岁的安静娴和父母、哥哥于自家大屋前的合影中，她还是齐耳短发，只是戴上了厚厚眼镜；
17岁的安静娴和同窗被镜头定格在北大红楼前，她依旧短发、眼镜示人……
短发与眼镜，这样的形象成了安静娴的固定标志，“我就没见过她换过发型，永远是齐耳短发，永远是那身款式不变的衣服，鼻梁上永远挂着那副厚厚的老式眼镜，身上透露着老知识分子的浓浓气息”，这是东药党委工作部部长史艳玲眼里安静娴的形象。
她拮据？当然不，她有着高工工资，虽然她从不领每月13000元的院士补贴；她不通时尚？家中开过绸缎庄，想必她对衣料的考究不会陌生。
有人说她是不懂生活之人，并有例为证，一根胡萝卜、两块白菜片、一小撮豆芽和大米、油盐混在一起蒸熟。胡萝卜是整根的，白菜是整块的。安静娴说这样的一勺烩优点很多。胡萝卜有多种维生素，白菜含有大量纤维，豆芽是高蛋白，大米是淀粉、碳水化合物……做这种饭，既省时间又保证营养，一举两得。这位不懂生活的人，精通五门外语，在她满是专业书籍的房间，那本法文的《红与黑》就在她的枕边；这位不懂生活的人，缓解助手紧张情绪的方法是为大家随手勾勒出漫画；这位不懂生活的人，79岁离开自己岗位时，没带走一个证书，一个奖状，一页手稿……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这句话意为，人在小时候就应该立下自己的目标，冲着这个目标努力，才能取得好的效果。安静娴无疑做到了这一点。
安静娴晚年因身体原因少与人交流。“安工”，每当有人这样轻唤，她眼里瞬间光亮，意味深长。
人生天地之间，“俯仰一世”，安静娴一生乐在药中，除了天性的善良，很大程度上在于她在科研与产品转换中找到了平衡，在帮助别人中找到了生活的姿态和做人的乐趣。
康德说过，世界上最令人景仰的，一是头顶灿烂的星空，另一个则是我们内心的道德文明准则。
相关阅读
和安工一起的美好时光
陈岩
安静娴院士离开了我们，离开了她所挚爱并奉献一生的东药。与安工相识的人都在缅怀她，她的崇高风范在激励着每一个人。
“安工归还药典时，总不忘说一声‘谢谢’”“安工常教导生活要简朴，学习要刻苦，工作要精益求精。”“安工还给我介绍过对象呐！”谈起安工，原料检验中心总经理唐奎山、人力资源部刘培暄和采购物流中心的王麟心里有太多的故事。
“安静娴雅”借药典
安工的办公地点在北二路厂区监测大楼的三楼，与唐奎山所在的原质检处同在一栋楼里。2000年前后，安工有几次借阅最新版美国药典，唐奎山的印象特深：“安工来之前，她会先给我打电话约时间。她如约而至，尽管办公室的大门是开着的，但她依旧没有省略敲门细节；查新版药典时，看到办公室有人，她会礼貌地回避，并留下药典的借条，写明归还日期；在归还药典的时候，她总是亲自捧着厚厚的药典送到我的办公室，从不爽约。临走的时候，她还会用其特有的少女般柔美的嗓音道一声‘谢谢！’”期间，对唐奎山等提出的送、取药典的请求，她总是予以婉拒。这么多年过去了，安工借阅药典时的谦和，连同其学术高度、做人的低调，成为唐奎山弥足珍贵的难忘记忆。
工作细节显温情
1979年末，当时200多名知青应招来到东药，被分配到了各个车间。不久，厂里要从这些人当中招考研究所的试验工。“那天，安工和一名教育科的同志担任考官，安工拿出一本英语书让我朗读了一段。一共有四五个青年参加了考试，最终我和另外一名同志入选。1980年1月，我来到了当时的研究所—安工的试验室工作。”刘培暄回忆道。
数年来，安工都是图书馆、试验室、家“三点一线”，还在每周三下午的“学习日”里讲授有机化学。“当时，安工经常向我教导‘工业学大庆’中‘三老四严’的经验，还向我推荐小说《红岩》，说‘革命’来之不易，她把用钢笔写好的《入党誓词》赠予我，对我进行入党启蒙，并将其装入我的学习档案。”在刘培暄心中，那誓词内容印象深刻，安工娟秀的笔迹至今难忘。“安工教导我生活要简朴，学习要刻苦，工作要精益求精”，刘培暄说。安工的教导深深影响着自己。
“我去过安工先后住过的三个处所，第一处是十马路的‘新四楼’。
当时安工和母亲一起居住，是一个面积只有六七平方米的单间。第二处是‘三号楼’的单间。第三处是在‘十一号楼’的小套间。20世纪80年代初安工从‘新四楼’往‘三号楼’搬家那天，我们研究所的几个年轻人去帮忙。我们看到她没有什么家具，物品都已经用麻袋装好，其中装着包括《英语词典》《俄语词典》等在内的各类书籍就有好几袋子。”刘培暄回忆道。半导体以及自费订阅的《人民日报》《参考消息》成为安工家中固定的摆设，书柜里满满的都是书，陪伴着老人的一生。
精益求精进设备
“七五”期间新科研大楼和实验场建成，各种技术装备分批引进。
“1987年，当时任研究所副所长的安工提出了一批拟采购设备的清单，请供应处采购。安工这个采购任务便由我负责。在当时计划经济条件下，查找设备厂家等信息还不是很方便。我按照安工提供的资料认真核对查找，把收集到的结果及时反馈给安工。安工对上百万元的科研经费精打细算。她会问设备的功能是什么，价格是多少，‘性价比’怎么样？安工提出了很多建设性意见。安工提出，色谱分析仪有没有输出终端？经查，当时国内没有，这足以看出安工确实站在前沿。最终采购的价值10万元的奥林巴斯显微镜、三四万元的色谱分析仪都是国内一流的。”
王麟说，“在前后4个月里，我们接触较多。安工还给我介绍过两次对象呐！虽然说没成，但我心里很感激她对我的关怀。”
最终，王麟圆满完成了包括干燥箱、低温冰柜在内的科研项目的大宗设备采购任务。
安工把自己的一生全都贡献给了制药事业，一位深受员工爱戴的院士，一位令人敬仰的老人，没有索取，全是奉献。
斯人虽去，风范长存。她的精神将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东药人前行。
本文由“科界”APP平台首发
转载请注明来源：科技工作者之家“科界”APP
段芳宇（《华商晨报》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