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换头术这样惊世骇俗的实验,为何要放到中国

科技工作者之家  |   2017-11-22 1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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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报道,世界首例头颅移植手术实验,近日由意大利神经外科医生塞尔吉奥·卡纳韦罗和中国医生任晓平携手在哈尔滨成功实施。虽然这一手术是在遗体上进行的,但仍然引来极大关注。

所谓外界对此次手术的极大关注,一方面是源自“换头术”本身的巨大颠覆性和罕见性,另一方面则更多由于其引发的来自伦理和人文层面的争议。

客观地讲,对于“世界首例头颅移植手术实验成功实施”这一结论,目前来看仍存在着分歧。有医学专家质疑,“手术应该是指在活体上进行的操作,在遗体上进行的实际是解剖或解剖学研究。”而事实上,在今天上午的媒体见面会上,这次参与手术的哈尔滨医科大学任晓平教授也坦陈,“不是头移植,是完成了人类首例人体头移植外科实验模型。”

但不管怎么说,头颅移植实验按照通俗的方式表达,其最终指向应该就是一般人所理解的“换头术”。《聊斋志异》等中国志怪小说,现代科幻电影和大型魔术表演中,都有“换头”的概念或场景。而无论是传说还是科幻电影中,换头术都代表着一种至高的“技术”,这也照应着在现实中的难度。

某种程度上,换头可能代表着人类对永生和身体处置的一种终极幻想。可假如人的脑袋可以随意被更换这一天真正到来,却未必有我们设想的那么美好。

在整形、器官移植乃至克隆、变性都不再是难题的今天,换头术的颠覆性依然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临床医学中主要将脑死亡作为死亡判定标准,当一个人的头颅与身体分离时,其生命的延续,到底是头颅还是躯干?而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意味着头颅和躯干都不再是构成一个人的完整标准。那么,当头颅移植到另一副躯干之上,到底谁能代表新的生命,那还是被拯救的“自己”吗?届时,“你是谁,你从哪里来”可能就不再是一种终极意义上的哲学命题,而可能是困扰“活人”的现实之问。

从法律角度来看,真正的换头术,必须是在活人身体上实施,那么实施者,到底该承担怎样的法律风险和责任?摘下一颗鲜活的头颅,与一般意义上的“杀头”有何本质区别?进一步讲,个体是否有权力赋予他人对自己的生命进行一场不确定、不可逆的冒险?这在安乐死都仍未取得普遍法律共识的今天,其争议相信不会小。另外,头颅和身体的置换,也构成对人格唯一性和身份唯一性的直接挑战。这些都涉及法律对于医学创新边界厘定的问题。

理想状态下,换头术如果完全成熟,并且成本能够被多数人承担,确实意味着更多生命能够被拯救。但是,当有一天,人的头颅和躯干可实现随意组合,是否会出现这样一种场景:那些拥有或自诩拥有优秀头脑的人,为了“搭配”更精致的躯干,或者头脑不“优秀”者,为了追求更优秀的头脑,从而选择剥夺他人的躯干或头脑?在今天被调侃的“卖肾”,在有一天会否变成“卖头”和“卖躯干”?

这种假想或离现实太遥远,可换头术真能够成为现实,对于这样的伦理风险,却不得不有提前的预防和警惕。而在世界医学界,也不乏将卡纳韦罗称为“罪犯”的声音。

现代医学的每一次重大技术进步,都伴随着对既有社会伦理、法律和“身体观”的挑战,一些新概念或技术,在一开始也往往都有着“惊世骇俗”的面向。在这个意义上,以今天的伦理观来完全否定换头术的未来,或难言是足够严谨的。但是,面对如此多的伦理争议和法律模糊地带,以及未知风险,对于这样的试验,抱持慎重态度是必须的。毕竟,这关系到对“人”和身体的重新定义,对手术伦理风险的平衡在某种程度上应甚于对技术上的“安全”考量。

最后不得不思考的是,这个如此具有“突破性”的手术,为何最先选择在中国实验?到底是因为技术上的优势,还是由于我们社会缺乏足够的伦理(包括社会伦理和医学伦理)制约和规范?

我们注意到,迄今为止,卫生主管部门尚未就该手术实验表态。给科学探索多一点宽容、多一点空间,是必要的,但科学研究的必须遵循的基本伦理规范也不应缺失。虽然国家卫计委发布了《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但由于换头术目前只在遗体上进行,超出了办法的规范范围,这也给我国的医学伦理建设提出了新的课题。

作者:朱昌俊

来源:澎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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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刘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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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科学探索多一点宽容、多一点空间,是必要的,但科学研究的必须遵循的基本伦理规范也不应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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