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阿克洛夫：过去60年宏观经济学的教训

来源：第一财经研究院

作者：乔治·阿克洛夫/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来源：比较

摘要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乔治·阿克洛夫

1962年，当我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读研究生时，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一个特定版本在经济学领域和更广泛的社会中方兴未艾。仅仅在三年后的1965年12月，《时代》杂志就将凯恩斯放在了封面，甚至加上了被认为是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背书:“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更准确地说，正如弗里德曼（1965）之后迅速抗议的那样，他只是提出了含糊其词的声明:“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在另一种意义上，没有人再是凯恩斯主义者。”］《时代》杂志是当时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新闻杂志。它对凯恩斯的拥护尤其值得注意，因为该杂志一直强调支持“自由企业制度”，而凯恩斯及其追随者长期以来一直被指责有社会主义倾向。例如，在哈佛大学，阿尔文·汉森（Alvin Hansen）和他的凯恩斯主义同事就曾因所谓的共产主义遭到一个名叫“真理”的校友会的攻击（Skousen，1992,第21页；Dobbs，1960）。《时代》杂志以封面故事的形式支持凯恩斯，完全改变了对凯恩斯的态度，但在自由企业问题上仍然坚持其立场；既然总需求管理将经济从萧条中解放出来，那么自由企业就可以进一步大有作为，造就一个繁荣的新时代。凯恩斯主义者似乎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公共政策的主要教益就是我们现在知道了如何应对经济衰退，这是一场来之不易的斗争。这场斗争持续了几十年，事关一个利害攸关的问题，也即维持充分就业，而不是陷入大萧条。我刚开始读研究生的时候，在麻省理工学院保罗·萨缪尔森的领导下，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又译坎布里奇）取代了英国的剑桥，成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中心。于是，22岁的我把传播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作为自己的人生使命，立下这一志业对我个人来说也具有重大意义。从那时到今天，已然过去了57年。

本文首先回顾了两种主要的教科书方法。这两种方法演化到20世纪60年代早期，已经融合了凯恩斯的思想：萨缪尔森（1948）的入门教科书中的凯恩斯交叉图和加德纳·阿克利（Gardner Ackley，1961）的高级宏观教科书中完整而充实的模型。这种凯恩斯新古典综合遵循了希克斯（1937）设定的模式，专注于凯恩斯的某些元素，而把其他的放在一边。在这些模型中，特定方法的潜在弱点在当时至少已被模糊地察觉到了。例如，希克斯至少隐约提到了对通货膨胀（以下简称通胀）预期的忽略。在另一些时候，模型遗漏了凯恩斯认为重要的那些主题，比如爆发金融危机的风险和工资谈判中社会规范的作用，以及这些主题隐含的关于宏观经济结果中多重均衡的潜在重要性。然而，20世纪60年代的凯恩斯新古典综合的可变通性激发了大量的研究。本文将表明，这些研究采取了一种被我称为“一次一偏离主义”的方式［one-deviation-at-a-timism，改编自Caballero（2010）的一个短语］。正如我将论证的那样，一次一偏离式约束对宏观经济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它们不仅导致人们对金融危机这一宏观主题缺乏关注，还导致我们忽略了可以对宏观稳定有效性得出迥然不同的核心结论的合理模型。

我关切的问题可以用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1962）的术语表达。在20世纪60年代初，宏观经济学的主导范式是什么？它的弱点是什么?解决这些弱点的阻力是什么？这些弱点仍然存在吗？我将从两个相互交织的角度回答这些宏观经济学领域的问题：1962年我在麻省理工学院开始读研时对当时宏观经济学的看法，以及我在回顾宏观经济学这57年的发展时的看法。

库恩（1962）还告诉我们，某一科学领域的教科书是其范式的沃土。在1962年，麻省理工学院的宏观经济学主要来自两本教科书。当时，麻省理工学院的保罗·萨缪尔森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以《经济分析基础》（1947）闻名，但最出名的是他的畅销入门教材《经济学》（1948）。在该教材的早期版本中，开篇就是以萨缪尔森发明的“凯恩斯交叉图”范式为基石（Pearce and Hoover，1995）的宏观经济学。凯恩斯交叉图是麻省理工学院宏观经济学无可争议的核心。请注意，在该图中收入在横轴上，支出在纵轴上。均衡发生在收入和支出相等的地方——与起点成一条45度的直线——但这种均衡既可能是低于充分就业的“通缩缺口”，也可能是高于充分就业的“通胀缺口”。凯恩斯交叉图背后的逻辑是，在认识到均衡收入意味着意愿储蓄等于意愿投资这一凯恩斯（1936）观点之后，探讨其后续含义。意愿储蓄和意愿投资之间的任何差异都表示生产和销售之间有差距，相应地会导致非意愿存货的积累。然后，生产就变成了一个天然的平衡器：非意愿存货增加的生产商会降低产量，而非意愿存货减少的生产商会增加产量。

该模型隐含的政策应对是，利用财政政策克服高水平的意愿储蓄导致宏观经济均衡低于充分就业的情况。通过让收入而不是价格作为主要的宏观经济平衡器，凯恩斯解决了这个问题。因此，就关于失业均衡可能性的质疑而言，C+I+G的凯恩斯交叉图是一个关键的回应。与此同时，该模型表明，政府支出的增加或税收的减少可以带来经济扩张。因此，如何应对就业不足这一当时重大的公共政策问题也得到了解决。在20世纪30年代初，经济学家在如何恢复充分就业方面没有达成明确的共识，与那时的想法相比，麻省理工学院自创的观点具有革命性意义。

虽然萨缪尔森的凯恩斯交叉模型描述了均衡收入的基本决定因素，但经济学家认为有必要充实这个模型，使之包括总价格水平、资产价格（与利率负相关）和工资的确定。这三个价格的确定都囊括在了当时的标准模型中，而且也被描述在了第二本教科书中，即阿克利的《宏观经济理论》（1961）。该模型植根于总需求/总供给的均衡。总需求由凯恩斯的IS-LM均衡模型决定。总需求相对于价格向下倾斜，因为在给定的货币供应量下，较低的价格将使更高的真实交易和更高的真实“投机需求”相适应。另一方面，总供给相对于价格水平向上倾斜，因为在固定的货币工资和更高的价格下，有竞争力的企业会发现将更多的劳动力投入生产是有利可图的。经济均衡发生在总需求等于总供给的价格水平和国民收入水平上。工资在任何时候都是固定的，但它们对总需求的反应符合菲利普斯曲线表示的关系：失业率越低，名义工资增长就越高。

当我来到麻省理工学院时，这个被萨缪尔森称为“凯恩斯新古典综合”（Blanchard，1991）的“模型”已经成为公认的智慧。对当时的麻省理工学院研究生来说，宏观经济学的现状传递给我们的信息是宏观稳定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它已不再是一个理想的理论研究课题。实际上，第一学期的宏观经济学博士课程非常依赖阿克利的教科书，完全可以交给宏观经济学领域以外的教员。

调整凯恩斯的观点使之包含新古典主义的供给，这解决了价格水平和资产价格（与利率负相关）的决定问题，剩下的就是把模型交给计量经济学家。20世纪50年代后期美国经历了高失业率，20世纪60年代，计量经济学家的模型被应用于“让美国再次前进”的任务中。萨缪尔森及其朋友将成为新当选的肯尼迪政府的顾问。我们这些研究生进一步了解到，当时有关商业周期的宏观经济学研究非我们能及。在麻省理工学院，阿尔伯特·安多（Albert Ando）和埃德温·库赫（Edwin Kuh）正在构建美国经济的大型布鲁金斯模型（Duesenberry et al.，1965），但是，这项研究的合作者来自其他大学和布鲁金斯学会的资深研究人员，这一合作性质对我们而言是一个过高的障碍。

然而，麻省理工学院爱好宏观经济学的研究生纷纷投身于增长理论，他们既受到了纯宏观经济学据称可以作为研究目标的推动，也受到了罗伯特·索洛最新研究的吸引。索洛将“余值”而非资本积累视为生产率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并把它纳入了研究（Solow，1957）。

总之，凯恩斯新古典综合就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对宏观经济稳定和商业周期的看法。对宏观经济和商业周期缺乏理解，导致了大萧条的长期延续，现在这个重要的难题得到了解决。凯恩斯新古典综合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即使在经济复苏之后，它也可以指导政策。在当时，质疑这个模型是危险的，因为这可能使受其错误的经济学认识误导的公众不再支持控制失业所需的扩张性财政政策。

这一隐含信息很少被表达出来，但我看到过一次公开阐述。它发生在1964年春季萨缪尔森讲授的货币与银行学讨论课上。他独特的教学风格是在课堂上漫谈自己当时的想法；最后他通常会超时，就当天的教学大纲主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在一次课堂漫谈中，萨缪尔森告诉了我们一个关于菲利普斯曲线的特殊问题。

他和索洛的一篇文章对美国经济中的时薪和失业率的年变化率绘制了一张图。他们认为该图给出了通胀和失业之间的政策权衡。零通胀将导致约5.5%的失业率；4.5%的通胀将导致3%的失业率。美国总体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是在这一范围内选择失业和通胀之间的最佳平衡。

但萨缪尔森提醒全班注意这种传统思维可能存在的一个问题。他说，也许在高就业率的情况下，通胀型工资和价格变化会导致通胀预期上升。而且，如果把这些更高的预期本身加到工资（和价格）变化上，通胀就会加速。因此，权衡不是发生在失业和不变的通胀水平之间，而是发生在失业和通胀加速之间。

萨缪尔森透露了自己对这一命题的看法。如若相信这一命题，那将导致紧缩型政策：以维持低通胀为目标，但会造成高失业率。因此，如果错误地相信加速理论，那将带来高昂的代价。通胀下降只是缓解了一个小麻烦（如果我们给自己付高价，谁会真的很在乎呢？）；但由此造成的失业增加将使人们失去工作，生产将下降。相反，即使加速理论被证明是正确的，如果政策制定者不相信它，这一错误的代价也不会大。错误信念导致的通胀上升只会造成福利的小损失（我们给自己支付高价格），此外，当通胀被迫回归正常水平时，通胀上升时期的过度就业很大程度上可以抵消高失业率带来的损失。

然后，碰巧的是，仅仅三年半之后，萨缪尔森就不幸言中了。米尔顿·弗里德曼（1968）在美国经济学会的主席演讲中，将通胀加速理论作为主题。该演讲与此后不久发生的滞胀一起引爆了宏观经济学领域。后来，萨缪尔森公开承认为此失眠。他在《经济展望杂志》（1997，第156页）中写道:“在给肯尼迪政府的建议中，我起初对未来出现滞胀的可能性过于悲观……唉，到了1965年，我这15年来的担忧全都太有先见之明了。”

现在回想起来，我发现在那堂课上的沉思中，萨缪尔森把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圣殿的主要秘密都托付给了我们这些学生。他还透露，如果这个秘密被人知道将会产生的不良后果。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生没有人把菲利普斯曲线的加速理论作为研究课题。对于我们这些圣殿里的学生来说，研究通胀加速理论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我们的道德义务是保守这个秘密。例如，在增长理论方面，如果没有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和劳动扩张型技术变化，就不可能有稳态经济，这样的证明对增长理论不会有什么损害。我的第一篇（合作）论文（Akerlof and Nordhaus， 1967年）就是以此为主题的。但是，转向增长理论是一个不幸的选择，因为凯恩斯新古典综合并不是宏观经济学的终点。还有许多基础工作要做。

20世纪60年代宏观经济学的种子，连同它的疏忽之过，即使在《通论》出版后不久引发的轰动期也能被察觉到。希克斯（1937）在其著名的评论《凯恩斯先生和古典主义者》中，介绍了IS-LM模型，为凯恩斯理论融入主流经济学奠定了基础。那篇文章的弦外之音是IS-LM这一分析方法的概念，希克斯称之为他的“小工具”。但是，《凯恩斯先生和古典主义者》也有潜台词：凯恩斯过分强调了其作品的独创性和普遍性。希克斯的第二句话谈到，凯恩斯写了一篇《愚人记》，也就是说凯恩斯称他的经济学同行是“傻瓜”。希克斯（1937，第147页）说，那些经济学家同行“迷惑不解”，是因为并不认为自己持有《通论》中认为他们持有的那些信念。例如，尽管凯恩斯声称他推翻了萨伊定律，但他并没有举出任何愚蠢到相信该说法的当代经济学家的例子。即便如此，希克斯也认为凯恩斯是正确的，因为萨伊定律隐含在当时的标准经济理论中，也就是说，只要所有的经济均衡都以价格作为供求的平衡器，那么不充分就业的均衡就不可能出现。因此，希克斯（1937）实际上是在宣称，经济学的傻瓜只有在尚未看到希克斯的IS-LM “小工具”描述的特殊情况时，才与凯恩斯意见相左。他的救援任务就是让那些被嘲讽为傻瓜的经济学教授能将IS-LM模型这颗宝石带回家，作为其古典宏观经济模型的有用点缀。

从研究的角度看，在模型中增加古典经济学的产出供给有更多的好处。它可以很容易地嵌套在一般均衡模型中。从本质上讲，这些模型是分形的，因为它们保持了相同的形式，而不用考虑市场的数量。这种分形形式使计量经济学家可以适时利用计算机尽情建模。凯恩斯—新古典主义模型很容易扩展成多方程、多部门的经济模型。而且，这个模型还可以根据不同情况，增添一些内容，如垄断竞争、垄断的劳动力供给和交错合同（staggered contact）。时间序列模型，比如ARMA（自回归滑动平均模型）或ARIMA（自回归移动平均模型）随时准备添加有相当一般性的精致的动态分析。更进一步的优点是，这个模型也有唯一的均衡，所以它的比较静态也是唯一的。

凯恩斯新古典综合理论可能的延伸范围导致了“一次一偏离”式的研究日程，使研究人员关注这些偏离如何改变均衡。与此同时，它也阻碍了要求对模型进行更根本改变的非新古典主义思想的发展。

在确保凯恩斯新古典综合作为主流范式被接受的努力中，一个重要的宏观经济学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经济不景气时期尤其需要财政或货币刺激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希克斯（1950）、卡尔多（Kaldor，1940）和萨缪尔森（1939）等凯恩斯主义者基于和标准框架的微小偏差，利用投资和储蓄的动态乘数加速模型回答了这个问题。

但在《通论》第12章“长期预期状态”中，凯恩斯对繁荣与萧条提出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分析：那些糟糕时期主要是由金融脆弱性造成的。凯恩斯在那一章中做了一个著名的类比，即把股价比作报纸选美比赛的结果。参赛者从一组照片中选出最美的面孔，获胜者不是要选出以某些外部标准看最美的面孔，而是要选出被最多参赛者选中的面孔。这样一场竞赛的结果并不一定取决于“基本面”，即个人对最美面孔的看法。相反，参赛者会试图推断其他参赛者在考虑对手的想法时会怎么想。

关于主流经济学如何处理《通论》中的这些文字游戏，我们再回到作为先驱的希克斯的文章《凯恩斯先生和古典主义者》。那篇文章的第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即使最不宽厚的读者也会承认，凯恩斯《通论》的娱乐价值因其讽刺性大大提高了。”希克斯的开场白并不只是一句奇怪的题外话：相反，他的主要目的是把IS-LM理论从《通论》的一堆“讽刺性娱乐”中拯救出来。因此，第一句话是警告人们不要过多关注凯恩斯在选美等话题上的思考。

但是，凯恩斯引入选美比赛的比喻是有充分理由的，这使他的原始方法有别于新古典综合版的凯恩斯模型。选美比赛中可能出现的（纳什）均衡确实引人注目。选美比赛中的任何一个“点”，即任何一张面孔，都可能是一个均衡。均衡并不仅仅取决于哪张面孔是“最美的”（Keynes，1936，第140页）。每一张面孔都可能是一个（纳什）均衡，这完全取决于参赛者对其他人投票的看法。

结合现代博弈论，金融理论家对凯恩斯的选美比赛为何是金融危机理论的核心也逐渐形成深入的理解。一个非常简单的博弈［改编自Atkeson（2001）］描述了这类模型的框架。在这个博弈中，参与者有两个选择：继续持有资产或者出售资产。在经济状况足够强劲的情况下，持有的激励可能会非常强，以至于即使其他人都在抛售，持有资产也是值得的。在这种情况下，均衡只有一种，即所有人都持有，并且资产价格保持高位。在经济状况很不好的情况下，持有资产的激励可能非常弱，以至于即使其他人都持有，出售资产也是值得的。此时，均衡也只有一种，但这一次，所有人都将抛售资产。对于这个博弈，在两种极端情况之间可能存在一个中间区域，在该区域里，资产持有者的人数有一个临界值。如果资产持有者的人数超过了临界值，那么持有是值得的；如果这个人数低于临界值，那么卖出是值得的。如果这个模型描述了资产市场，那么有两个原因可能导致金融均衡是脆弱的。第一，在中间区域，人们对其他人是否持有或卖出的预期可能会发生从高于临界值到低于临界值的连锁反应式变化。第二，经济环境可能会发生变化，从而使模型从总是持有的安全区域移动到有时持有/有时卖出（取决于临界值）的脆弱区域。

有三个例子可以说明上述框架在主要的金融崩溃模型中的重要地位：银行挤兑、抵押贷款抛售和货币投机。在银行挤兑模型中（如Diamond and Dybvig，1983），如果只有普通的交易人员在提取存款，那就不太有必要去银行排队。但是，如果其他人出于对银行破产的担忧而排队等候，那就有必要去银行排队以便尽早取回存款。在有抵押贷款的抛售式崩溃的模型中（Shleifer and Vishny，1997，2011），短期贷款人持有杠杆借款人的抵押物。如果抵押物价值不下跌，借款人就没有出售抵押物的特殊需要。但是，一旦抵押物价值开始下跌，被迫出售可能引发资产价值进一步下跌和进一步被迫出售的恶性循环。在货币投机模型（如Morris and Shin，1998）中，如果其他投机者不进入外汇市场，那么你进入外汇市场的回报就是负的。然而，如果有大量投机者进入外汇市场，那么你进入外汇市场的回报可能会相当高。

这三个金融危机的例子都有一个重要特征：继续持仓或清仓的人数与采取相同行动的人数正相关。但是，在酝酿大衰退的时期，关于金融市场的这些理论在主流宏观经济学中没有实质性的地位。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理查德·卡瓦列罗（Ricardo Caballero，2010）解释了为什么宏观经济学家没有预测到该危机。他说，宏观经济学家有一种建模美学，要么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要么基于新凯恩斯主义模型，而且研究人员虽然允许自己偏离这些基本模型，但一次只允许有一个偏离。我认同卡瓦列罗的这一观点。

但正如前文所述，金融崩溃的标准模型与标准宏观经济模型有着根本区别。当总需求等于总供给时，“新古典综合”模型的均衡是稳定的。总需求或总供给的小变化（ε）会导致均衡的小变化（与ε成正比）。相反，在阿特基森（Atkeson，2001）之后，金融崩溃模型在我们关注的区域（即发生崩溃的区域）有相反的表现。在这个区域，持有金融资产的人数小幅减少，或者出售（或只是希望出售）金融资产的人数小幅增加，都可能导致崩溃。然后，这两类模型通常不能很好地结合。一方面，新古典主义模型倾向于有唯一的均衡。另一方面，多重均衡在选美模型中是自然而然的。凯恩斯的例子尤其明显，因为任何一张“面孔”，即竞争中的任何一个“点”，都可以是一个均衡。因此，这两类模型不容易相互嵌套。

在现代宏观经济模型和金融崩溃模型之间，激励结构也相应地有所不同。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或新凯恩斯模型中，我希望你的行为与我的相反。如果有额外的供给者，我更有可能购买，因为我能以较低的价格购买；相应地，如果有额外的需求者，我更有可能成为供给者，因为我能以更高的价格出售。但相比之下，在金融崩溃模型中，资产的额外卖家不会导致额外的买家，而是导致额外的卖家，比如他们也去银行排队取钱，他们也贱卖自己的抵押品，或者他们也抛售自己的货币以利用贬值的机会。随着抛售货币的人数增加，货币贬值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因此，即使并非不可能，我们也很难建立一个结合了两种均衡且在美学上令人满意的模型。这种模型相当于鸡肉冰激凌。

这让我们回到当年，当时宏观经济学的核心是《通论》，而解释金融崩溃的主要机制却从宏观经济学家手中溜走了。金融崩溃的宏观经济学被送往公司金融领域。在那里，它就像一个几乎被忽视的继子或继女，日渐淡出视线。因此，让·梯若尔（2010，第469页）在他对公司金融的大量总结中囊括了这一主题，但也只是放在了像大杂烩一样的最后一节“公司金融的宏观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中。

20世纪30年代银行业改革后，只要银行主导金融体系，宏观经济学与金融之间的这种分工或许就是合理的。在这种情况下，对金融稳定的主要威胁将来自银行挤兑，而存款保险的出现使银行挤兑变得不太可能。如果储户怀疑他们的银行可能破产，存款保险大大降低了他们抢先提取存款的动机。或许同样重要的是，旨在保护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银行监管，为防范银行挤兑提供了进一步的保障，因为它大大降低了银行破产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缺乏金融体系细节的宏观经济模型几乎不会造成什么损害。

但在另一种情况下，也即如果金融体系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将这些细节（以及随之而来的金融崩溃的可能性）排除在标准宏观经济学之外，可能会是有问题的。这正是拉詹（Rajan，2005）在杰克逊霍尔镇演讲的主题“金融发展让世界变得更危险了吗?”。该演讲确实预测了2008年的金融崩溃，而金融崩溃也确实发生了。用这一概括性模型的话来说，在有良好监管和存款保险的银行体系之外的“金融发展”，是否把金融体系赶出了永远安全的区域？2008年9月，拉詹的这个问题终于得到了肯定的回答：“是的，的确如此。”

这就是在《通论》出版以后，宏观经济学从希克斯做出评论的1937年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走过的道路，最终导致了严重的后果。例如，关于20世纪90年代放松金融监管的成本和收益的讨论，对金融危机的宏观经济风险的考虑远远不够充分。

本文谈到了凯恩斯新古典综合在考虑通胀预期时的弱点。继弗里德曼（1968）和菲尔普斯（1967，1968）之后，人们很快就形成了一致看法，对工资谈判的“理论上唯一正确”的表述就是将通胀预期一比一地加入工资调整中。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最多可以使经济保持在单一失业率，即非加速通胀的失业率附近。几年后，卢卡斯（1972，1973）和萨金特（Sargent，1973）更进一步：如果这些通胀预期是根据理性预期形成的，那么系统性的货币政策甚至不能用于稳定经济，因为货币供应量的预期变化将被价格的等比例变化完全抵消。有少量名义刚性（例如名义工资或名义价格交错设定）的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取消了卢卡斯和萨金特模型中的一些极端假设，在此模型中，货币政策可以稳定经济，但对一个商业周期内的平均就业率只有很小的影响（在数学上是二阶的）。

这些结果再次显示了20世纪60年代早期凯恩斯新古典综合理论的弱点。根据1965年《时代周刊》的封面故事，总需求管理通过有选择地消除商业周期衰退，永久性地提高了平均就业率。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和之后，有一个问题出现了：凯恩斯主义的浴缸排掉了多少洗澡水？

但这又把我们带到了卡瓦列罗（2010）的问题上：关于通胀加速模型，宏观经济学家的一次一偏离主义这次是否退让得太多了？他们是否太急于同意弗里德曼（1968）的观点，即菲利普斯曲线将自动与通胀预期一一对应地上移？罗伯特·阿克洛夫（Robert Akerlof，2016）的一篇论文为重新审视这一问题提供了基础；它对规范执行中普遍存在的双重均衡给出了一般解释。在双重均衡的某个均衡中，规范得到普遍遵从和执行。为什么在这个均衡中规范能得到执行呢？在大多数人遵循规范的情况下，正如他们在这个均衡中所做的那样，违规行为会使违规者被认定为不寻常且不合理的“坏”人，因此违规者将受到惩罚。这种惩罚的前景使这一规范得到执行。相反，在另一种均衡中，规范既得不到遵守也得不到执行。为什么得不到执行呢？因为在这另一个均衡中，大多数人违反了规范，违反者不会被认为是一个特殊的“不合理的”人。于是，违规行为就变成了法不责众的行为。因此，规范将得不到执行。

前面的论点可以用来说明为什么劳动力市场上也可能存在与生活成本调整（COLA，也即根据生活成本调整工资）有关的双重均衡。在其中一个均衡中，大多数雇主给予生活成本调整。如果雇主不给予生活成本调整，从其他公司的工人待遇中得知信息的雇员就有特殊的理由感到不满：他们的雇主不仅拒绝给予他们应得的东西，而且还暴露了雇主的“不合理”。在这个均衡中，雇主有特殊的激励给予生活成本调整，这个激励就是他们想要防止自己的“不合理”对工人的士气产生不良影响。相反，在另一个均衡中，很少有企业给予生活成本调整，因此雇主也就没有给予生活成本调整的那种特殊激励。为什么呢？因为员工看到大多数其他企业都不给予生活成本调整，很可能为自己的雇主也不提供生活成本调整找到理由。毕竟，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雇主和大多数其他雇主一样，并没有表现出“不合理”。

事实表明，有相当多的证据符合双重均衡模型的预测。尤其是，现实中看起来既有雇主普遍给予生活成本调整（特别是在高通胀的时候）的情况，也有普遍不给予生活成本调整（特别是在低通胀的时候）的情况。第一个证据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美国通胀的上升，含有正式生活成本调整的就业合同覆盖的工会工人比例从1966年的约22%上升到1976年的61%；然后，在1981年至1982年经济衰退期间随着通胀的消退，这一比例迅速下降，在1995年下降到22%。生活成本调整合同的这种变化与标准加速模型的预测形成对比，在后者中，生活成本调整与高通胀和低通胀都是一一对应的。

我、迪肯斯和佩里（2000）的一篇论文提供了第二点证据，证明了普遍给予和普遍不给予生活成本调整的情况。在关于工资与失业、滞后通胀之间的许多回归设定中，当通胀率较低时，滞后通胀系数的平均总和为0.25，而当通胀率较高时，滞后通胀系数的平均总和为0.82。低通胀样本是平均通胀率低于3%的前五年的季度数据，高通胀样本是通胀率高于4%的季度数据。

这一理论也为均衡在高通胀和低通胀之间转换的方向提供了可能的解释。例如，无论其他雇主什么情况，只要工人对自己的雇主未能给予生活成本调整的愤怒足以实施生活成本调整的规范，无生活成本调整的均衡就会转变到有生活成本调整的均衡。如果通胀率足够高且失业率足够低，这种愤怒就有可能出现。随着通胀率上升，员工得不到生活成本调整的直接成本成比例增加，而且失业率越低（雇主给予的工作对他们的帮助就越小），员工的愤怒越容易被激发。一个类似的论据解释了在通胀足够低且失业率足够高的情况下，均衡为何反方向转变。

此外，美国宏观经济史上有一段插曲，当时经济政策似乎设计了从有生活成本调整的均衡转向无生活成本调整的均衡。但这一变革是在经济衰退、货币政策非常紧缩和失业率非常高的情况下完成的。在整个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美联储制定了不切实际的高就业目标，通胀不断上升。最后，在20世纪80年代初，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决定适可而止（Orphanides and Williams，2013）。但是向低通胀的转变并非易事。在随后发生的1981—1982年经济衰退中，失业率上升到10.6%，而就像我们在正式工会合同中发现的那样，企业给予的生活成本调整非常有限。当然，生活成本调整的这一下降还可能有其他原因，包括美国制造业就业开始受到持续威胁、私营部门去工会化以及油价暴跌。这意味着出现了均衡的转变，随之而来的是一段时期的高就业率和非加速通胀。这一时期被称为“大缓和”。

回到前面的讨论，相对于萨缪尔森和索洛（1960）的方法，双重均衡模型给出了最优宏观政策的新观点。对萨缪尔森和索洛来说，正如他们估算的菲利普斯曲线所示，宏观经济政策需要在通胀和失业之间做出最优权衡。但双重均衡模型给出了一个更细致入微的观点：更一般地说，最优政策是在更多的约束条件下权衡通胀和失业。通胀和就业应保持在一定水平之下，而该水平将导致无生活成本调整的均衡转变成普遍有生活成本调整的均衡。

前面关于有生活成本调整和无生活成本调整的讨论，自然是非常特殊的。当然，关于工资还有许多其他可能的规范，包括与生活成本调整有关的许多其他可能的规范。但是，即便这个例子只是说明性的，它也揭开了冰山的一角，因为它提出了更加一般的问题：规范在工资设定中的作用是什么？在许多不同的可能规范中，多重均衡的可能性如何？在《通论》的第二章中，凯恩斯强调，有关工资（既包括名义工资也包括真实工资）设定的规范，在工资谈判中发挥着主要作用。宏观经济学家很快采纳了通胀加速论者的观点，即通胀预期会一比一地影响工资和物价变化，这是摒弃凯恩斯“讽刺性娱乐”的另一个表现。这也是宏观经济学家坚持“一次一偏离主义”以及对多重选美均衡反感的另一个例子。在这方面还有许多重要的研究工作有待展开。

将《通论》改编成凯恩斯新古典综合忽略了其模型的许多弱点。当然，这种适应性调整是有原因的，主要是宏观经济学家渴望建立一个支持积极的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的专业共识。通过创建一个本质上是古典主义并允许经济学家有大量机会进行一次一偏离分析的总供给模型，凯恩斯主义政策确实得到了支持。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对他们的范式过于执着。他们对异常的观察结果不屑一顾，而这些观察结果表明需要有新的更细致入微的经济学思维。

20世纪60年代初出现的凯恩斯新古典综合制约了宏观经济学。最重要的是，它使金融稳定脱离了宏观经济学家的研究范畴。幸运的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金融经济学家先前的工作得到了姗姗来迟的承认，而宏观经济稳定的这一子领域也成为经济学中很可能最具活力的研究前沿。作为一项指标，参见《经济展望杂志》2019年冬季关于金融稳定监管研讨会的文章。即使是对该领域的优秀工作的最简短总结也会使这篇文章的篇幅增加一倍多。但是，宏观审慎问题仍然是教科书中的后记。相应地，政府的各个委员会低估了宏观审慎政策的重要性。然而，考虑到可能再次发生危机，宏观审慎政策依然重要。从这些重要的方面来看，宏观经济学家在《通论》出版之后的几十年里对“讽刺性娱乐”的摒弃仍然与我们同在。如果要承担责任，我承认我的责任不亚于任何其他人。我尝试过改变，但我也曾是那些宏观经济学家之一。（原文发表在《比较》第106辑，本文为删节版，全文请参见财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