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9月9日下午，2017年未来科学大奖新闻发布会召开，并公布了未来科学大奖获奖名单。清华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协副主席施一公因其在解析真核信使RNA剪接体这一关键复合物的结构，揭示活性部位及分子层面机理的重大贡献摘得“生命科学奖”。
我回来最想做的事，就是教书育人
2004年，哈佛大学教授丘成桐获得2003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合作奖，他在答谢辞中说：“我确实为帮助中国数学发展付出了很大努力。另一方面，我很遗憾自己还没能回中国定居。无论我为中国数学作了多大的贡献，也无法与那些在中国土生土长，或是已经回国永久定居的人相比。”
2008年2月，40岁的国际著名结构生物学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终身讲席教授施一公，全职回到祖国，受聘为清华大学终身教授、并出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与医学研究院副院长。他说：
“普林斯顿大学是美国最适合做研究的地方，从条件上讲，如果只从科研角度出发的话，我确实没有必要回清华，我回清华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做科研。我回来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育人，教育一批人，育人在育心，做科研是育人的一个重要环节。我觉得现在的大学生缺乏理想，缺乏一种无论出现什么情况都不会放弃的东西。我想，如果引导正确的话，清华大学一定会有这样的一批学生，他们在为自己奋斗的同时，心里还装着一些自己之外的东西，以天下事为己任，驱使他们往前走，一定会有一批人这样做。如果这样，20或30年后，当我从清华退休时，我会很满意的。”
“我愿意将我的一些经历讲出来，让大家理解我为什么会有这些想法，我相信这些想法能影响一些人，当然，我不会奢望影响所有的人。像清华这样的学校，学生们必须立大志，担负起中国的将来。他们有非常好的素质和机会，但如果毕业后只为自己的柴米油盐关心，只为自己的房子和家庭担心，那是很不应该的事，至少我会很伤心。”
1990年初，作为清华大学生物科学和技术系毕业成绩第一名的学生，施一公获全额奖学金，赴美留学。
“刚到美国时，我并没有很强的回国愿望，觉得这辈子可能就在美国呆下去了，这可能与我的家庭和个人经历有关。1987年，父亲的突然去世对我打击很大。这是一场意外，但却是一场可以避免的意外。当他出车祸被送到医院时，血压是130/80，心跳每分钟62，是一个活人，只是昏迷了。可医院要求送他到急救室的人先凑齐500元押金后才抢救，结果，当闯祸的司机在4个小时后将钱凑齐时，我父亲真正死了，没有经过任何抢救。”
“这件事让我对社会的看法产生了根本变化，觉得非常不公正，心里有许多怨气，出国时，对祖国没有太多留恋，更多留恋的是母亲和家庭，觉得父亲不在了，我要担负起抚养母亲的责任。”
然而，到美国后，他遭受了一系列更大的刺激：“我是1990年初出去的，参加聚会时，大家彼此会问是从哪里来的，有些中国人会支支吾吾不愿说自己是中国人，好像说出来是件丢脸的事。我很难容忍这一点：我是中国人就是中国人，我们有五千年的文化，非常令人自豪，现在不就是穷一点吗？为什么看不起自己？”那段时间，美国媒体在中国申办奥运会、西藏等问题上对中国进行极为负面的报道，一些民族败类在美国国会通过所谓作证等形式肆无忌惮地反对给中国“最惠国待遇”……
这些事情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爱国是一种最朴素的感情。我觉得家庭和清华对我的教育还是挺正面的，我的思想一点点地发生了变化，到1992年时，我就决定学成后一定要回国。”
2008年2月，施一公全职回到祖国；3月，在清华大学生命科学与医学研究院办公室，他接受了《科学时报》的采访。他说：“我回来最想做的事，就是教书育人。”
科学殿堂是如此之神妙
年少的施一公，牢牢记住了小学政治老师对他说的“你要为咱驻马店人争光”，他努力学习，最终成功保送到了清华大学。20岁时，父亲的意外过世给他造成了巨大的打击，也改变了他的人生态度。从此，他不再是懵懂的大三学生，立志要改变这个社会，要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
从清华大学到出国留学、博士毕业，他也曾有过迷茫和徘徊，考虑过转行读计算机、经管专业，甚至通过面试拿到了一家保险公司中国首席代表的职位。在诱人的高薪面前，他发现做科学是最浪漫、最梦寐以求的事情。他说：“一旦进了实验室以后，发现在科学研究这个殿堂里面，是如此之神妙，出乎你的想象。”
从1995年春天读博士后一直到现在，施一公从事相对独立的科学生涯已经整整22年，他说这是让自己内心最能平静和满足的一份职业。现场，他也勉励年轻人：“当你跟着自己的兴趣走一条路的时候，要坚定地走下去，不要被周围的价值观所牵引，尤其是不要被以金钱论英雄的价值观所牵引。”
知足常乐是创新最大的敌人
2008年，已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终身讲席教授的施一公，毅然辞职回到母校清华大学执教。很多人问过他为什么，在演讲中，施一公教授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自己回国最根本的原因是“想影响一批青年人，想培养最优秀的创新型的青年人才”。
他常常反思，为什么我们的大学生中难以产生拔尖的创新人才？为什么极其优秀的中国学子到了国外，脱颖而出的比例非常小？施一公发现，这些优秀的中国学生非常容易满足。我们的传统文化非常推崇知足常乐，施一公认为，知足常乐用来对生活、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是好的，但用来对科研、对学术追求，知足常乐便是创新的大敌。
他希望当代的大学生们能够追求卓越，把自己的天赋发挥到极致。在满足小我的同时，更要把大我、把社会放在心上，只有给社会带来价值，才算真正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循规蹈矩不利于培养创新人才
施一公讲到，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公平主要依靠公立大学实现，而科技的卓越则是由私立大学和公立大学共同保障，其中私立大学的贡献更大一些。从西海岸的加州理工、斯坦福，到东海岸的普林斯顿、哈弗、耶鲁，这些超一流的大学都是私立的。施一公说：“我们希望在美丽的西子湖畔创办中国第一所现代化、世界级、研究型的民办大学，她的名字叫Weatlake University，西湖大学。我相信民办大学作为公立大学的重要补充，和公立大学交相呼应，也同样为国家、为社会培养高精尖的人才。”
施一公认为，30年、50年之后，在中国大地上，一定会有一大批足以代表中国人水平、足以为中国科技发展、为世界文明进步保驾护航的一流民办大学。“那时候，我们的后代能够对世界说，我们中国人做出了和我们的民族人口、我们的历史传统相配的贡献，实现这一目标要依靠创新，而这种创新需要全社会一起努力。”
来源：千人智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