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当研究变成像注射了兴奋剂一样亢奋的发文形式，当做成比正确更重要，当科学变成了生意，当重要的就不再是成果的质量，而是是否卖得出去。也许我们是时候反思生物医学研究的真正意义了。
Michele Pagano，纽约大学医学院生物化学和分子药理学系主任, 也是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的研究员。
Michele Pagano认为，科学应该抛弃流水线心态，重建对质量而非数量的追求。
由于白宫和国会对总统特朗普的预算提案持续争论不休，美国科学家们又一次陷入了对经费资助的焦虑之中。但更多的钱并不足以创造更好的科学，事实上，科学事业已经因其经费的管理不当而遭受损失。
进入学术界二十多年来，我很幸运，基本上一直都有足够的经费支持。1993年我从意大利来到美国，我认为这是世界上最适合开展生物医学研究的地方。从那时起，我慢慢看到科学转向了一条令人堪忧的道路。如今人们对科研经费的分配争论纷纷，是时候来反思一下我们丢失了什么，还能找回什么。
1998年至2003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年度预算几乎翻了一番，从137亿美元飙升至272亿美元。这令人称赞的增长按计划应当奖励优秀成果，减少科学家们申请经费所花的时间，但它还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
经费的扩充增加了科研人力和销售给科学家的产品数量，但却几乎没有推动优秀科学成果的产生。它带来了一种“重量不重质”的科研方式，与科学的应有之义恰恰相反，并助长了一种想法，即科学是一门需要保持每年持续增长的生意。这种科学的“商业化”强调创造就业和成果转化，损害了思考的自由，而那些通常无法预估的、巨大的科学进步通过自由思考才可能实现。
1993年至2007年，美国医学和生命科学博士学位的授予数量翻了两番有余，达到每年8,000多个。学术机构也在扩张，部分原因是为了得到更多的NIH资助。许多机构新建了研究设施，大部分由资助经费支持，承担研究的人员通常是那些由“软钱”支持的、无终身职位的科学家。获得NIH资金的项目承包商成倍增长，销售试剂和设备的公司蓬勃发展，商品价格水涨船高。
令人遗憾的是，美国生物医学大学排名的一项主要指标就是NIH经费总额。在有些时候，这种繁荣可能会削弱科学的质量，因为职位增长的数量已经超过了真正符合条件的优秀人选数量。实际结果造成人均经费数下降，经费申请成功率锐减。
2003年以来，扣除通胀因素的NIH经费资助已经下降，这又促使了研究机构剥削大量过剩的研究生和博士后研究员提供的廉价劳动力。
繁荣-萧条周期作为商业世界的一个特点，表现为打破稳定。快速扩张之后是超强竞争，促使人们追求数量，因为数量是质量的一个立竿见影的替代品。繁荣-萧条周期也催生了新的不必要的市场。试剂公司这些狮虎猛兽后面又跟来一群虾兵蟹将——为了钱而发表假论文的伪科学在线期刊，在异国旅游胜地举办的假学术会议，宣称教你成功撰写经费申请书的鸡肋课程和指南。简而言之，每个人都嗅着钱的味道。
这种事态促使许多科学家用尽可能多的钱，开展尽可能少的研究，相比做研究，他们在申请经费上投入的精力更多。而提供科研基金的机构和终身教职评审委员会根据“生产力”来评价科学家的做法，使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生产力”这个词本应属于商业用语，而非学术词汇。
科学商业化也扭曲了成熟的出版商。由于“观点通胀”（claims inflation，指学术界不断提出大量的研究观点，见W. G. Kaelin Jr Nature 545, 387; 2017 ），每篇论文必须完整叙述其基础发现和直接的成果转化。注意一下 “研究”（study）这一学术词汇有多频繁地被“新闻报道”（story）这一新闻词汇所替代，就知道科学资讯被小报化的程度。
在这种疯狂之中，出版商想通过抓人眼球的论文收取作者和站点许可证费。同样地，作者也想在影响力大的期刊上尽可能多地发文，以获得更多的经费资助，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作机会、晋升和加薪。这造成了危险的利益冲突，我们只剩下一种像注射了兴奋剂一样亢奋的发文形式——做成比正确更重要。当科学变成了生意，重要的就不再是成果的质量，而是是否卖得出去。
重整科学事业的轨道需要多方面的行动，需要克服重重困难。政治家需要明白，创造就业不是也不应该是NIH或任何其他提供科研基金机构的主要目标，此外，基金的分配应该仅仅以价值为基础，而非地缘政治或利益考虑。研究机构需要根据其原本的学术使命重新调整自己的心态，减少“软钱”职位。出版商应该少出版一些花哨的“新闻报道”，多传播一些坚实的科学研究。科学家应该注重科学的卓越和严谨，不要一味追求更多论文和经费。
恢复生物医学学术界和出版界原有的状态，将不仅为制药公司及其他人提供免费的数据，更重要的是提供可靠的科学发现。科学不是一门生意，但是以质量为核心，科学可以最大程度地为产业带来价值。
来源：Nature自然科研、千人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