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半生，他是中国核武事业的先驱，同时参加原子弹和氢弹研究的科技人员；后半生，他默默走上三尺讲台，选择教书育人作为自己的最终事业。他就是理论物理和核物理学家，“两弹一星”杰出贡献者，原中国原子能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祖洽。
黄祖洽（来源：中国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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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反应堆理论的奠基人1924年10月2日，黄祖洽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是家中第三个孩子。黄祖洽少时因战火导致求学生涯几经中断，辗转至湖南澧县、江西九江、江西铅山显河口等多地才勉强完成学业。1944年，他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由于家境清寒，只能靠学校发放的贷金维持生活。他成绩优异，曾在教育部组织的全校物理测验中获得第一名。
黄祖洽在西南联大留影
1948年，黄祖洽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研究院，师从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研制核乳胶。一年后，他又跟随物理学家彭桓武进行理论物理的学习。1950年，黄祖洽硕士毕业。作为新中国从清华大学毕业的第一位研究生，他被分配至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理论室工作，任理论部副主任，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1951年，他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公派留学生前往苏联深造。当时中国不断面临来自西方的核威胁，发展自己的核事业刻不容缓，而核反应堆是一切核试验的基础。面对祖国的需要，1953年，黄祖洽放弃了自己原先的研究方向，投入到了核反应堆这一全新的领域。他几乎是从零开始一点点探索，主要钻研中子输运理论。1955年，苏联答应援助中国建设重水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黄祖洽被派往莫斯科接受培训。面对苏联专家给出的反应堆需要63根铀棒才能达到临界大小的数据，他和彭桓武一起结合反应堆结构复杂的实际情况，仔细计算了反应堆的组成所可能出现的各种变化，发现结果应该是56根。通过与苏联方面的讨论与日后建设中的实际效果来看，年仅29岁的黄祖洽提出的结论是正确的。
黄祖洽在莫斯科
回国后，黄祖洽参加了第一代核反应堆理论研究队伍，使得我国核反应堆事业平地起步，水平提升迅速。朱光亚评价黄祖洽为“我国核反应堆理论的奠基者、开拓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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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弹一星”研究中的“半导体”上个世纪60年代，黄祖洽的研究重点再次发生变化，由反应堆研究转向了核武器研究，正式加入“两弹一星”的研究队伍。1960年，他被任命为原子能所轻核理论小组组长，对氢弹的理论开始预研。为了更快的实现核武器研发，黄祖洽同时在核武器研究所兼职，一方面参与设计原子弹研制所需的“状态方程”，一方面仍继续参加氢弹预研。按照当时保密要求，原子能所的工作成果可以与核武器研究所分享，但是核武器研究所的情况要绝对保密。黄祖洽作为当时同时参与原子弹和氢弹研究的人员，每天要同时兼顾两边的工作并单向传递研究成果。因此他得了一个“半导体”的称号。此外，他还要指导中国科技大学四名学生的毕业论文写作，每天要“三头跑”，且样样都兼顾。1964年10月15日，在原子弹爆炸前一天，周总理代表党中央提出的关于核爆炸成功把握的询问。黄祖洽对数据进行了核实，与周光召和秦元勋3人一起在送往中央的报告上签字，证明原子弹爆炸的成功率超过99%。次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震惊世界。32个月后，我国第一颗氢弹成功爆炸，创造了世界上从原子弹试验成功到氢弹试验成功最快的纪录。03
杏坛二三子，起舞亦婆娑1980年，黄祖洽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同年他离开了奋战了30年的近代物理研究所，来到北京师范大学低能核物理研究所担任教授。
“不是因为可以当功臣，我才去做这件事。它是国家的需要，也是我个人的兴趣。”这是黄祖洽的回答，也是黄祖洽的初心。因为热爱，他从事理论物理，让蘑菇云在大西北一次次成功升起，也是因为热爱，他从转身回到讲台，在杏坛中起舞婆娑。黄祖洽说曾说：“我愿意做一个铺路者，架桥人，永远和年轻人在一起，我从心底里热爱他们。”在30年的核武研究中，他意识到人才是维系中国核事业生命力的重要基础，而当时的中国存在人才断层的问题，所以他选择做一名普通的老师。年至九旬的他仍然在给本科生上课。他认为本科生初入门庭，培养兴趣非常重要，所以他的课堂从来没有晦涩的公式和术语，而是充满了生动的故事，深入浅出讲明现代前沿物理概念，甚至吸引了很多文科生前来听课。
黄祖洽曾说：“我到现在为止还觉得自己是个学生，学生的心态。”在教学过程中，他深刻体会到了教学相长，在与学生的讨论中，不断翻阅资料，学习新知识。“曾为攻关奋战苦，又与后辈铺路勤”这就是对黄祖洽一生最切实地写照。2014年9月7日，黄祖洽因病医治无效，在京逝世，享年90岁。
黄祖洽
(1924.10-2014.9)
理论物理和核物理学家
"两弹一星"杰出贡献者
中国科学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