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群：2020年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取向分析

来源：中国智库网

文｜张立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巡视员、研究员

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一方面2019年我国保持战略定力，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保持了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所以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趋势明显。综合来看，2020年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要坚持稳字当头，着力在扩大内需上发力，确保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 

一、要高度重视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问题

2019年，我国经济增长率呈现逐季下降态势。1-4季度GDP增长率依次为6.4%、6.2%、6%和6%。从年度内经济走势看，GDP增长率持续下降，这表明经济下行压力较大。 

结束高增长之后，经济增速适度下降是合理和积极的表现；但绝不可持续不断地下降。经济增速过高不好，过低同样不好。因为当经济增速过低时，微观看就是企业的开工率过低，是销售回款大量减少，是财务支付能力大幅度下降。这会导致工资发放、银行贷款归还等多方面的困难。这些困难会通过就业压力加大和居民收入增速放缓等方式向基本民生传导；也会使银行因企业还贷能力不足而产生惜贷倾向，推动金融紧缩发展。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当经济增速较大地偏离均衡增长水平后，会形成越来越强烈的内生性下行压力，经济增长会进入加速下降的螺旋。其简单逻辑关系是：经济增速下降—各个方面收入增长减缓、预期变差—需求增速放缓—经济增速进一步下降。2019年GDP增长率为6.1%左右，较上年降低了0.5个百分点；与之联系，2019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比上年增长3.8%，增速较上年降低4.7个百分点；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实际增长5.8%，增速较上年降低0.7个百分点；2019年1-11月份全国公共财政收入同比增长3.8%，增速较上年同期降低2.7个百分点。与各方面收入增速下降相联系，2019年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3.1%，增速较上年降低6.4个百分点（与工业企业收入增速放缓相联系）；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8%，增速较上年同期降低1个百分点（与居民收入增速放缓相联系）；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3.8%，增速与上年持平。 

从存在内在关联的数据变化可以发现，随着经济增长率下降，企业、居民、政府财政的收入增速都出现了大体同步的下降；随着各方面收入增速下降，相关的投资、消费需求增速也出现下降。例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速下降与制造业投资增速下降，居民收入增速下降与消费增速下降等。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持平是一个例外，这也表现了政府所独具的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的能力。但2019年政府在加强基础设施投资方面投入力量很大，但基础设施投资增速仅与上年持平。这也反映了受财政收入增速明显下降约束，财政特别是地方财政推动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能力显著减弱。 

以上这些数据内在联系的系统性变化特点表明，经济增速较大地偏离均衡增长水平后，经济内生性的下行压力确实在积累和增大。从年度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幅度看，2015—2018年，GDP增长率从6.9%下降到6.6%。四年一共下降0.3个百分点，年均不到0.1个百分点。但2019年GDP增长率较2018年降低了0.5个百分点，那么一年的降幅就超过了四年的累计降幅，可见经济下行的速率在明显加快。如果任由经济下行态势发展，则国民经济就可能陷入全面萧条的困境，这是必须要高度重视和切实防止的危险倾向。 

二、引起经济增速下降的原因是需求紧缩不断加强 

中国经济增长率自2010年以后总体呈持续下降态势。2010—2018年，我国GDP增速从10.6%下降到6.6%（2017年GDP增速为6.8%，较2016年提高0.1个百分点。其他年份经济增速均为下降）；2019年GDP增速为6.1%。9年间，我国GDP增速下降了4.5个百分点。经济增速下降持续的时长和降幅，均为1991年以来的最大值。 

从宏观经济角度分析，导致经济增速下降的基本原因，是需求的持续收缩。2010年，我国出口（美元口径，下同）较上年增长31.3%，2016年下降到-7.74%；受世界经济复苏态势明朗的影响，2017—2018年出口增速明显回升；但在中美贸易争端冲击下，2019年出口增速又降低到0.5%。2011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较上年增长23.8%，2018年降低到5.9%；2019年进一步降低到5.4%。201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较上年增长14.84%，2018年降低到8.98%，2019年进一步降低到8%。可见，无论内需还是外需，其增速均有持续大幅度的下降，总需求增速持续大幅度下降。这必然会约束生产和供给水平持续下降，经济增速持续下降。从微观角度观察，则是市场订单水平持续下降压迫企业开工率和产能利用率持续下降。 

但还有另外角度的分析。认为2010年以后经济增速的下降，是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的表现，是中国经济增长能力出现了长期趋势性的下降。潜在经济增长率是指一国（或地区）经济所生产的最大产品和劳务总量的增长率，或者说一国（或地区）在各种资源得到最优和充分配置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大经济增长率。总体是对生产和供给潜力的一种估计，是一种理论上的抽象概念。因此，分析潜在经济增长率总要以一定时期内的实际经济增长数据为基础，运用滤波方法、生产函数模型、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面板数据分析等方法测算潜在经济增长率。 

这些分析结论，都不可避免地会包含需求的因素。因为实际经济增长是供给与需求动态运动的结果。从理论分析角度看，潜在经济增长率估计的是最大的供给潜力，不应该包含需求因素的影响。潜在经济增长率与一定的需求水平结合，形成实际经济增长率。当实际经济增长率高于或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时，就会发生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因此，测算潜在经济增长率，必须剔除需求因素影响。为此，就应该从支持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源、资金和技术等要素供给能力方面来研判潜在经济增长率。而从这个角度分析，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并没有明显下降。2019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16—59岁）总量为8.96亿人，当年我国城镇就业总量为4.4亿人，在校大中专学生0.52亿人，农民工2.91亿人（其中外出务工1.74亿人）。数据表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存量巨大，相对于经济增长需要，人力人才资源供给充裕。这也表明，尽管人口老龄化导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出现下降，但由于存量巨大，因此尚未影响到我国的人力资源供给保障能力。从资金方面看，1982—2008年，我国国民总储蓄率平均为39.81%，2009—2017年，平均为48.4%。数据表明，我国当前储蓄率比高增长时期还有提高，资金供给充裕。在技术要素供给方面，近年来随着市场竞争趋于激烈，企业与科研院所之间合作的应用技术研发活动明显加强。2018年我国研发支出达到1.96万亿元，占名义GDP比重提高到2.13%。一方面，市场引导的应用技术研发正在形成越来越大的应有技术供给能力；另一方面，国家主导的基础科研和重大核心技术研发正在加快推进，基础性、重大关键技术供给能力也在加快形成。综合研判，尽管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中高端技术供给方面对我国的封锁开始加强，但我国的技术要素供给能力并没有明显下降。 

综上，与1978—2008年我国GDP年均增长9.93%的高增长时期比较，我国的要素供给条件并未明显降低，因此潜在经济增长率并未降低。但另外也有一些专家是通过国际比较，归纳经济发展一般规律，进而推断中国经济增长率将出现长期趋势性下降。这一分析研究的问题在于没有充分考虑中国的特殊国情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独特性。例如中国的人口规模，以及与其相联系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没有注意到其规模和程度要远高于目前发达国家相应的历史时期；中国处在生物信息技术时代的特点，也是目前发达国家相应历史时期所没有的，由这些技术所支持的供给和需求水平的提高，是其当时所没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与目前发达国家曾经的发展道路也是不同的。所以通过国际比较判断中国经济增长率将出现长期趋势性下降的结论，需要认真商榷和讨论。 

通过分析可以得出结论，我国经济增速长时间下降的原因，是需求紧缩的持续发展。 

三、着力扩大内需，化解经济下行压力，决胜全面小康 

2019年12月份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完善和强化“六稳”举措，健全财政、货币、就业等政策协同和传导落实机制，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等“六稳”，是彼此促进、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核心是稳增长。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刚性要求，首先来自于充分就业的目标。就业是民生之本，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所带来的就业机会增长，必须要能够满足就业人口的增长。近年来我国1个百分点的GDP增长率，大约对应200万个左右的就业机会增加；我国目前每年应届大中专毕业生超过1300万人，加上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总量1.7亿多，每年增加200万人左右）等，每年城镇新增就业人口超过1500万人。因此实现稳就业的目标，核心是保持必要的经济增长速度。实现其他“六稳”目标，也都与稳增长紧密关联。基于前面分析，实现稳增长的目标，关键要着力扩大内需。 

针对2020年我国经济发展面对的严峻形势和决胜全面小康的重大任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稳字当头，要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有效性。要积极进取，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持续用力，确保经济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 

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大力提质增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要同消费、投资、就业、产业、区域等政策形成合力，引导资金投向供需共同受益、具有乘数效应的先进制造业、民生建设、基础设施短板等领域，促进产业和消费“双升级”。要充分挖掘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扩大内需，关键是增加有效投资。因为消费是居民自主行为，主要决定于就业和收入增长。只有通过增加投资、增加企业订单、提高开工率，才能够使企业促进就业、促进居民收入增长的作用发挥出来。要着眼国家长远发展，加强战略性、网络型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川藏铁路等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通信网络建设，加快自然灾害防治重大工程实施，加强市政管网、城市停车场、冷链物流等建设，加快农村公路、信息、水利等设施建设。要加快补齐民生短板，有效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上学难问题。要加大城市困难群众住房保障工作，加强城市更新和存量住房改造提升，做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要用好发行专项债、PPP融资等政策手段，注意使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形成合力，积极提振基础设施投资。要全面落实因城施策，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长效管理调控机制，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支持房地产投资持续较快增长。 

要坚持不懈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推动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巩固、增强、提升、畅通的方针，以创新驱动和改革开放为两个轮子，全面提高经济整体竞争力，加快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转向高质量发展，根本的是要依靠体制机制的完善。要坚定不移地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要加快国资国企改革，推动国有资本布局优化调整。要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健全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法治环境。要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对外开放要继续往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方向走。要使改革和开放相互促进，加快完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全面与国际接轨。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全国上下的共同努力下，相信2020年中国经济一定会克服艰难险阻，实现稳中向好的发展，我们一定会成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圆满收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