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参事仇保兴:特色小镇的“特色”要有广度与深度

到了上个世纪末，第三代系统论即复杂适应理论（CAS）面世了，深刻揭示复杂经济社会体系运行规律提供了方法手段，也弥补了主流经济学的缺陷。用主流经济学来描述特色小镇是完全失败的，因为主流经济学将“特色小镇”看作是某类生产函数或“黑箱”，但用了复杂适应理论以后，情况就改变了

首先，复杂适应理论认为任何经济社会系统都是动态变化的，而且这种变化不仅是数量和参数上，它还涉及到如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所说颠覆性的创新。后者涉及技术、组织和经济结构等方面质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特色小镇经历了四种版本。

1.0版本，即小镇+“一村一品”。当时的小镇是为农村、农业、农民服务的，是农业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的基地。

很快有了2.0版本，即小镇+企业集群。以浙江为主要发源地，该省大多数的小镇都有一个企业集群，而且这些企业集群所产的产品都能进入全球产业链，这也导致了浙江经济后来居上。

上世纪末兴起的3.0版特色小镇，即小镇+服务业，尤其是旅游休闲、历史文化特色这一类的产业与小镇的迭加大幅度得到发展。

而4.0版特色小镇，即小镇+新经济体，是特色小镇进入城市的新阶段，特色小镇以形态、产业构成、运行模式等方面的创新，成为城市修补、生态修复、产业修缮的重要手段。改革开发30多年来，特色小镇在中国大地上经历了四个版本的变化。

其次，经济社会系统的变迁还具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特色。通过创新促使新奇性、多样性的产生，属演化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上世纪60年代哈佛大学商学院著名教授波特（Michael E.Porter）就提到特色小镇的问题，他在一本叫做《国家竞争力》的名著中写到：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经济竞争力常常不取决于宏观的数据，而决定于地理上不起眼的“马赛克”。就是指由企业集群形成的特色小镇。4.0版的特色小镇是当前的一个新奇事物，小镇内部新产品、新结构、新创业生态等特点的形成，完全取决于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以及城市所提供的各种各样的公共品。此类特色小镇的新奇性体现为三种范式：

一是将原来没有特色的小镇改造成新奇的特色小镇；

二是在原有的单一功能区、空城里面植入特色小镇，弥补其原有的不足；

三是将特色不足的小镇，升级改造成为有新奇产业、新奇特色的小镇。

由此可见：特色小镇之“特色”，应有两个维度：

第一个维度是特色的“广度”，即小镇拥有多少种新奇的特色.

第二个维度是特色的“深度”，即唯一性，指的是某个重要产业或者空间的特色，是否具有本地区“唯一性”,还是具有全省、全国或全球“唯一性”？如果具有“全球唯一性”的新奇——特色，那就会立于不败之地了。深度和广度都是重要的体现。

再次，强调社会经济系统的复杂性具体特征。这些复杂性是怎么形成的呢？因为在一座小镇中，各种各样的异质主体之间存在着非线性作用，甚至是无序的互动，因而会产生各种“隐秩序”，从而形成“特色”，这一过程充满“不确定性”。浙江省所有的特色小镇都不是政府规划出来的，而是涌现出来的，但是它也有一些能够“确定”的东西，即它们必定存在“差异”、必定是“创新”、必定是“绿色”、必定是能够 “协同互补”，必定是“能体验”。小镇是人住的，必须体现以人为本。虽然不确定的因素很多，但这五方面却是清晰“确定”的。

最后，我们可以看出经济组织的各种复杂性是因为它是由不同的异质主体的变异性、主动的适应性和相互作用共同产生涌现形成的。在4.0版的小镇里，产业和空间的活力源于其个体的自适应性所形成的自组织性，整个小镇就相当于企业孵化器和“双创平台”。所以建设一千个特色小镇，至少要用一千个以上企业的力量自上而下涌动来推动特色小镇的诞生和发展。政府管理小镇，首要的工作是要防止一哄而上；政府要激励企业去创立小镇，而不是取代，更不能取代企业家的功能；政府对小镇应该是简政放权，而不能专权繁政；政府应该是为小镇护航，排除一些利益集团和旧体制的干扰，而不是包办取代；政府要对小城镇科学评估，在此基础上再行奖励，而不能刮风，只有政府有能力刮风、搞大跃进。当前，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一阵风、一哄而上，造成泥沙俱下，败坏了特色小镇的名誉。

根据第三代系统论——复杂适应理论，我们可以分辨出来什么样的小镇是好的小镇？什么是差的小镇？

第一，自组织。好的特色小镇是由下而上生成的空间和产业组织，差的特色小镇往往是人为规划的，政府指定的，政府花大力气财政补贴，赶工期建设而成的。在浙江，有一个东阳横店影视小镇，凡是我国历史上消失了的名苑、名园，如阿房宫、圆明园、大观园，那里都有。是一个名叫徐文荣的当地村支部书记，把生产队并起来，逐步形成这个小镇。现在我国百分之六十的历史大片电视剧都在这里产生。每年还吸收几百万游客来参观，活力非常好，资产已达几百亿之巨。它就是自组织的，从下而上自组织规划建设的典范。什么农民的利益、投资者的利益、影视剧作者的利益等，都通过“自组织”得到协同共赢的结果。

第二，共生性。好的小镇是具有共生性的。它能补主城的缺陷，发挥“三修”的功能。比如坐落在杭州玉皇山基金小镇，玉皇山处在西湖风景名胜区内，这块地周边环境非常漂亮，但不能用于大规模建设，一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二是地下有南宋皇宫的遗存，著名的八卦田就在这附近。南宋皇帝也要显示自己亲民，每年也要在八卦田里耕作做做样子。改革开放后，农民在这里盖了很多房子，形成了一个生活陶瓷品市场，因经营不善逐渐成为城市“脏、乱、差”的地段。后来把市场取缔了，基本上就是一块废地。一些有创意的结构，考虑到浙江的民营经济要进入资本市场，中间的跳板就是基金，引进了500个基金组织成立了基金小镇，现已有五千亿元的规模。这个新兴的“基金小镇”对城市这个地段“三修”发挥了不可取代的作用。现在的环境比起陶瓷市场好多了，基本没什么污染，而且形成优美协调的环境。仿古的建筑，低容积率办公区、错落有致的园林布局，能够与周边山水产生共生共存的作用。这就把城市破烂的边缘地带，修复成了一个非常漂亮的高级社区，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这就是个成功的案例。基金经理们心理压力极大，他们需要寻求共识，需要一个基金小镇经常聚在一起，即实现脑力共振，又能放松心情。

第三，多样化。这指的是小镇特色的种类要多。如建筑本地特色，产业唯一性特色，投资和管理特色等，小镇特色越多，就越能形成多样化的空间，多样化的产业模式，就会产生非常好的生态和经济效益，因为创业生态链形成了。而差的特色小镇是单一性的，产业模式又与城市趋同的，资源是相互冲突，类同的。比如成都边缘的德源镇，原先是个单纯的地产开发区，空置房产很多。当地农民请能人将其转变为一个双创孵化器。先把市容进行改造，专门为年轻人建设创业孵化器，房子以低廉租金出租，创客的空间、风投机构、咖啡厅、茶馆、医院、学校等等配套设施都逐步引进。农民的双创孵化器比政府做的还要强，农民们不会编制宏大的高大上的人为规划，只是紧盯创客的实际需要来持续“补短板”，结果“自组织”式形成了创客天堂。

第四，强联接。任何网络的（能量）价值都是由节点质量、数量及其相互间的连接强度成正比。特色小镇等于是一个好的城镇或产业网络节点，要和外界强联接，多种强联接会使它产生某种“反磁力”。某个小镇某一个方面如果有强大的反磁力效应，这种效应是好的特色小镇吸引外部资源加盟的必要途径，否则就会因资源流失生存都很困难。差的特色小镇，只有“弱磁力效应”，甚至没有“磁力”，这是因为缺乏与主城的强联接，或者是很糟糕的单一功能。像北京附近的“睡城”（sleeping town），虽然当地政府和农民从土地拍卖上赚了不少钱，但在产业方面与主城没有任何“反磁力”，那就会缺乏可持续发展能力。一个成功的案例是成都附近的安仁镇，面积不大，却聚集着35座博物馆和27座老公馆，而且把当地的民间的染布、木艺、刺绣、酿酒等各种各样手工艺生产者聚集在一起，成为四川最大的文创基地。我国是制造业大国，要从中国制造向中国设计、中国智造转变。智能化设计与智造发展，这是一个伟大的新长征。让人的智力转变为设计成果，这时候要大量的模板进行学习，向西方学习。杭州的中国美院建筑学院，产生了王澍这样的大师。当时是花了几千万元钱把德国的包豪斯几千个工艺品模型，花钱买过来供学生们模仿学习，工业化要从制造为主向设计阶段转型就要建立学习平台。

第五，产业集群。即企业相互之间高度细密的分工与合作关系，这种模式造成了集群，它是自组织体系的，集群反过来又会造就小镇的自组织特性。哈佛大学彼特教授在其名著《国家的竞争力》写道：“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竞争力常常决定于那些地理上不起眼的“马赛克”，而不决定于那些宏观的指标。这些“马赛克”是什么呢？就是企业集群，一种产业的企业在一个地方聚在一起，他们之间的高度分工与合作产生超高的经济效率和巨大的创新活力。这种集群在地理上是不起眼的，但会成为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竞争力的最主要的元素。这也就是广布集群的广东浙江经济为什么比东三省发达的原因之一。东三省的产业原来都是苏联来的高大上的“大而全”的单个巨人，反而扼杀了中小集群的成长空间。但是广东、浙江等沿海省份许多企业从销售、零部件生产始都分工的，多种层次分工组合在一起，生命力非常强大，就是因为它们是“自组织”形成的。这些南方的“小版块”先使北方那些大而全、巨大无比的工业在竞争中败下阵来，包括机器人、数控机床等东三省长期传统优势的产业纷纷转移到南方。现在最有竞争力的机器人在东莞，最有效率的数控机床在东莞生产，无人机在深圳生产，这些都是企业集群生产零部件集合而成。不仅高技术产业受到集群的影响，传统产品亦同。江苏宜兴有个小镇叫丁蜀镇，当地不少紫砂壶的工艺大师都在镇里开工作室，其他初级、中级的工艺师也都聚在镇里，共有紫砂专业合作社67个、紫砂企业400多家、紫砂家庭作坊12000多家。去年一年，实现产值78亿元，带动实现文化产业增加值14.5亿元，实现旅游总收入7亿多元。而且还成为不断产生紫砂壶制作大师的基地。差的小镇是与别的城市和产业没有关联的，小而全、缺乏细密的分工与合作，形不成企业集群，这样的小镇产业、人口就会渐渐衰败。

第六，开放性。好的小镇的产业是高度开放的，能够主动切入到全球的生产链中去，并且不断地向上游移动。因为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是变动的，如果说某小镇有一类产品进入到这个产业链，不断的上升，特色小镇作为行业单打冠军就会成功。柳市镇原是温州的“边角料”，是一个政府产业投资等于零的穷镇，经过三十年的个体私企培养，现已成为低压电器的超级基地，全国低压电器的百分之八十产于这个基地，占全国此类产品出口的百分之七十以上，法国、德国的大企业都来这里合作办厂。其中知名度最高的两个企业正泰和德力西，是我在当地任县委书记的时候，两位修自行车的聪明小伙子合办一个仪表厂起步的，然后又分裂成两个大集团，一个为正泰集团，一个为德力西集团。德力西集团10年前和法国全球最大的电器生厂商施耐德合资。正泰一心一意的搞电器，每年产值都达到500亿。他们的生产基地就在柳市镇，使该镇成为中国电器之都。全国所有低压电器企业基本都由柳市企业家掌控了。因为柳市镇的生产厂家可以融到全球产业链去。那么一个不起眼的小镇，如果其工业没有全球的开放性，就不可能在全球产业链中找到他的定位。

第七，超规模效应。好的小镇完全超越了城镇规模效应。我记得有一次一群经济学家在讨论什么是城市人口最佳规模？中国的经济学家说，100万人口属最佳规模，德国的经济学家认为：德国百分之九十的城市都是20万人口以下，20万就是最佳规模。意大利经济学家则认为：4万人口的城镇就很有活力了，合理规模就是5万。为什么原因意见如此分歧呢？如果某个城镇内的产业与主城是高度互补的，规模小就没问题；如小镇空间建筑结构是独一无二的，规模小点也没关系；如果小镇的服务功能是为主城市补缺的，规模再小点也有吸引力。英国有个名叫海伊的小镇，原来只是一个冷落的旧城堡，后来发现与牛津、剑桥等名校不很远。将全国旧书商家吸引到此镇来，全英国的旧书都到这里来买，把仓库、旧屋都空出来装上书，就成了旧书小镇，周边大学师生和全国游客都到这儿来买书。

第八，微循环。微循环小镇，不是按照广州大学城的模式，什么四联供、供暖、供冷都要集中式、大规模的大循环。而是采用微循环的模式，任何“三废”都就地循环回用，这种节能减排的模式，对水污染的治理、对节能减排有很大的生态和经济效益。这种基于特色小镇的微循环整套技术，本身就是“特色”，会造就此类小镇的经济活力。上海枫泾镇就是这种模式，整个都采用微循环的新模式，因而创建成功了新产业集群。

第九，自适应。好的小镇有投资者、技术、人才等方面的自主性，能独立面对风险，独立应对市场变化、独立解决新技术的颠覆性创新，这种“独立性”所激发的自适应能力，造就了东莞的北滘镇，该镇已经形成总部经济区，共有五万名高端生产人员在这里生活工作，小镇具有很强大的内聚活力，能将多样化、有活力的企业汇聚在一起，在这里诞生、壮大。现在世界上流行新的创新栖息地，工业文明时代企业总部常常汇集在CBD，现在新的一种模式叫“总部公园”（Businis Park），这个小镇就是这样一个新的总部汇集地。差的小镇就不具备产业发展的自适应性，从而引发资源产业枯竭，如同美国底特律式的衰落。

第十，协同。好的小镇会与周边其它小镇协同涌现活力，杭州阿里巴巴总部附近有若干个小镇都是自己冒出来的，其中一个云栖小镇，他是这样诞生的：阿里巴巴在美国成功上市以后从外面引入的资金高达220亿美金，阿里巴巴的团队有近千人左右成为千万富翁，其中有700多人要自主创业，自主创业就选择周边的小镇。这些小镇将“未来的马云”聚在一起，就会产生协同活力，仅云栖小镇的软件产值就迅速的达到了几百亿。这些未来的小镇之间都是产业功能互补的，又形成了协同创新的小镇群，这个“群”就是高水平的“协同”效应平台。这类例子在国外早已存在，如杭州的法国姐妹城市是尼斯，是一个10万人口不到的旅游城市，风景非常优美，尼斯与周边的几个名镇形成协同的城市群，如著名娱乐城摩纳哥、电影城戛纳、，鲜花小镇格拉斯有500年历史，法国所有的香精就产生在这里，索菲亚高科技园，就是个科技小镇，离这个尼斯、戛纳、摩纳哥都都只有半小时的路程。世界上高科技企业都喜欢座落在幽静的宜人环境，以便吸引全球人才。这些小镇之间都是功能互补的，形成了城镇集群，产生了对高等资源吸引力的协同涌现现象。

总之，用CAS理论对“好的小镇”、“差的小镇”进行分类，十大差别就能清晰显现出来，自组织、他组织，共生的、两张皮的，强连接的、弱链接的，多特色的、雷同的，集群的、杂拼盘的，超规模效应的、受制于规模效应的，微循环的、大循环的，自适应的、不能自适应的，协同涌现的和单枪匹马的，完全不一样。用CAS理论，观察特色小镇，和流行的、传统上的特色小镇评估工具结论有较大的差别。采用一个新的工具，等于帮助研究者打开了一新的窗子，能更加科学的来看待一个新的事物，然后做出新的判断。只有这样，城市修补、生态修复、产业修缮就会更加有的放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