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陈伊凡
北京报道“新基建发生在赛博空间，老基建则是发生在物理空间。”
当被问到关于新基建定义时，陈劲提出了这样的划分。他是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创新创业与战略系教授，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主任。26年前，他在中国最早提出“自主创新”理论。
如今陈劲着眼于整合式创新的思考，如果从这个视角，新基建就不应该是一个单独的概念。“新基建应该和老基建融合，而不是单独搞一个新基建。”陈劲说。
4月20日，国家发改委首次就新基建的概念和内涵作出正式解释：新型基础设施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
但对于新基建的定义，仍有许多不明确：新老基建区别在哪里？新基建和老基建是什么关系？哪些设施属于新基建？哪些不属于？对于新基建这样一个新的模式，在没有任何参考案例的情况下，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当新冠疫情蔓延，给经济与社会带来用永久性转变时，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提出的“六稳”、“六保”成为了当下一切工作的核心。“‘六保’还是要以老基建为核心，在此基础上建设新基建。否则，单独建设新基建，很难有发展的前景，这就好像有了人工智能技术，但没有应用场景一样。”陈劲说。
无论模式还是方法，新基建都是一个新的名词，国外没有先例可以借鉴。
陈劲认为，在新基建建设中，企业一定是建设和投资的主体，政府可以通过产业基金、初期项目投资的方式进行引导。不过，根据过往经验，这样的方式很可能会导致盲目投资的问题。
以集成电路大基金为例，在大基金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中央和地方间的矛盾。大基金总裁丁文武就直指在大基金投资过程中出现了地方投资乱象。
大基金成立至今对产业的推动作用毋庸置疑，但在一位集成电路产业界创业20余年的人士看来，大基金成了“财务投资”。很难说这样的判断正确与否，但从另一个角度也表明，产业引导基金可能面临的挑战。
“新基建在投资过程中需要避免盲目投资，需要发挥中央政府的监管职能和第三方评估机构的职能。”陈劲认为一方面需要进行监管，一方面也不能打击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陈劲不断强调，“新基建的建设需要问题导向，以人民为核心，解决真正的民生问题。”这与科研项目逻辑相似，当国际形势充满不确定性时，对于原始创新的要求将比过去几年更为迫切，“模仿性或者说技术含量不高的项目都应该慢慢取消，中国的项目更多应该是具有转型意义的科研项目。”
一头连着巨大投资，一头连着不断升级强大的消费市场是经济增长新引擎的新基建，其所带来聚集效应和经济效应，不仅将带来千亿市场机会，更能够提升经济的长期竞争力，这无疑是国家应对疫情和经济下行最简单最有效手段，无疑也将成为企业必将争夺的风口。
但不是每个企业都有条件、有技术去参与新基建。中小企业难以承受高额的试错成本，一朝不慎全盘皆输，中小企业一旦盲目参与，导致企业出现危机，就难以实现保就业、保民生的目标。但反过来，中小企业将会是新基建所关注的重点，其将全面赋能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
“新基建的主体参与者还是头部大企业，中小企业除非在某些技术细分领域有实力，否则很难参与到新基建中。”陈劲说如果一哄而上，将会给自身企业带来很大的风险隐患。
这相应也给企业家们带来了新要求，非常规管理将成为常态，这将是疫情之后十分重要的社会变革。
在此基础上，无论是新基建还是疫情后的企业发展，战略型企业家将会成为未来新的企业家形式，对他们的要求也不光是经济效益，还包括更重要的科技创新和企业社会责任。
定义新基建
经济观察报：从创新学的角度来说，新基建的定义是什么，和老基建有什么区别？
陈劲：新基建应该是以赛博空间为核心，或是以信息技术和空间为主，这是新老基建的主要区别，老基建主要是以物理世界为核心的。充电桩是有争议的，其实它也属于老基建，是一个物理世界的概念。我觉得目前新基建、老基建的划分还不是太清楚。
经济观察报：在新基建建设的过程中，中小企业和大企业分别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陈劲：新基建总体来说是一个基础设施，应该由能够承担战略性、基础性、公益性和长远性能力的企业来完成，大企业应该是新基建中最重要的建设者，中小企业除非它在一些细分领域有核心技术，否则很难有机会参与到新基建的建设中。
新基建的建设要求比一般传统基建要求更高，没有核心技术根本不可能参与，所以其实不存在公不公平，关键是自身有没有技术能力。
问题导向
经济观察报：新基建的内涵和模式目前国外都没有可供参考的案例，在实施过程中痛点和挑战在哪里？
陈劲：新基建的投资比较大，一方面还是要政府投入，再加上核心企业投资，一定是要企业加上政府再加上产业基金，共同完成经济建设的工作。
这其中，新基建的主体一定还是企业，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需要发挥市场机制，这都是重要的建设者。政府只是起到一些支持和引导作用，例如可能做一些引导基金，或者一些初期的项目建设。但总体来说，建设的主体都应该是企业。
另外我认为，现在“六保”其实还是以老基建为核心，所以将来还是要新老基建融合更好，国家传统重大工程的实施比较重要，在这个基础上加上新基建，那么就是锦上添花，而不是单独搞一个新基建。
因为如果纯粹做新基建，投资发展和效益都还不是很确定。例如单独做5G或人工智能一定没有场景，最后还是要依托老基建。
此外，一定是问题导向。如果不是针对经济社会发展所存在的问题去搞新基建，最后会导致盲目发展、盲目投资。
举个例子，现在医疗资源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大力发展5G技术推动远程医疗，就是解决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医疗资源利用率低的问题。
再例如食品管理，对每个产品过程进行系统化监管，流程可追溯。这次新发地爆发的疫情，大家明显意识到食品管理将是中国的一个短板问题，大家必须花大力气解决。
所以最核心的解决场景就是衣食住行，以民生为核心，以人民为核心做的创新才有意义。否则会带来很多投资的浪费。
经济观察报：针对盲目投资的问题，地方盲目投资的现象在很多项目上都有所体现，在新基建投资过程中，中央和地方的矛盾要如何平衡？
陈劲：一方面要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因为地方政府在创新方面和经济发展方面还是发挥很重要的作用。但中央政府需要发挥监管职能，避免地方的盲目投资。特别是要利用好第三方的项目评估，大规模的投资项目应该得到科学认证。新基建的投资项目非常巨大，投资不合理，将会对社会财富造成很大的浪费。
非常规管理成为常态
经济观察报：疫情发生之后，整个经济社会都会发生一些变化，从创新学角度看，技术经济和管理范式是否发生一些改变？
陈劲：非常规管理体系将会变成常态，这将是之后的一个方向。
各行各业都要有时刻应对变革和危机的能力，把危机管理和应急管理作为核心任务，这里对创新的要求很高，因为需要时时刻刻保持创新，相应的常规管理体系将会失去效益，我想这应该是疫情之后一次非常重要的社会发展变革。
从创新学角度来讲，在新型国际关系下，中国企业发展的主要任务将会是加强技术创新，现在我们也在加快国家技术创新的整体规划，如何实现原始创新将成为企业创新的重点。
这也给科技工作管理带来新的要求，模仿性或者说技术含量不高的项目都应该慢慢取消，中国的项目更多应该是具有转型意义的科研项目。
这对于我们的人才培养也提出了新要求，需要培养战略型企业家，这非常关键。
以前对企业家的要求就是挣钱，现在对企业家的要求还包括讲政治、对技术创新做出贡献，全球意识以及企业社会责任。我们需要这样一批企业家，能够争先恐后解决国家的产业技术核心问题。